微信
移动版
生平
孙叔敖(公元前630—前593年)，芈姓，蔫氏，名敖，字孙叔，期思(今河南淮滨县)人，春秋时楚国令尹(宰相)，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水利家。他廉洁奉公、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改革兵制，治理国家卓有成效，使得楚国“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后人誉其为“天下循吏第一”。
治水业绩
《管子》中记载“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并把水害列为五害之首。凡治国者，莫不心系国计民生，而国计民生断然离不开水利工程的兴建。
孙叔敖的治水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修筑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型引水灌溉工程之一——期思陂(在今河南淮滨县一带)；二是修筑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蓄水灌溉工程之一——芍陂(今名安丰塘，地处安徽寿县)；三是修筑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云梦通渠(另有泰伯渎一说)。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到孙叔敖，称其为“了不起的水利专家”。《孙叔敖庙碑记》中对他的评价是：“宣导川谷，陂障源泉，灌溉沃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
据史书记载，孙叔敖所属的蔫氏家族为楚国贵族，孙叔敖的祖父蔫吕臣曾担任过楚国令尹；其父蔫贾担任过楚国工正、司马等要职。期思陂的修筑有着特殊的背景，楚成王至庄王时期，蔫氏家族与另一大家族若敖氏发生纷争，最终蔫氏家族发生重大变故，孙叔敖被迫随母避难，隐居于期思。《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当时是楚庄王九年(公元前605年)，隐居期思的孙叔敖，不辞劳苦，带领百姓开凿沟渠，修筑期思陂。期思陂呈现出渠塘连通、“长藤结瓜”式的布局，具体工程为：在史河东岸凿开石嘴头，引水向北，称为清河；又在史河下游东岸开渠引水，称为堪河。利用这两条引水河渠，灌溉史河、泉河之间的土地，因此区域内灌溉得以保障。因清河长90里，堪河长40里，历史上将其称为“百里不求天灌区”。
期思陂的成功修筑，大大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有力推动了当地的发展，也为孙叔敖日后修建大型水利工程芍陂积累了丰富经验。后来，在时任令尹虞丘子(沈尹筮)推荐下，孙叔敖开始担任楚国令尹。
孙叔敖当上令尹后，继续推进楚国的水利建设，发动人民“于楚之境内，下膏泽，兴水利”。在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孙叔敖主持修筑了我国最早的蓄水灌溉工程之一——芍陂。在修筑芍陂之前，当地分布着众多季节性塘泊洼地。孙叔敖因势利导，将东面的积石山、东南面的龙池山和西面的六安龙穴山流下来的溪水汇集于低洼的芍陂之中，并修建5个水门，以石质闸门控制水量，“水涨则开门以疏之，水消则闭门以蓄之”，不仅天旱有水灌田，又避免水多洪涝成灾。后来又在西南开了一道子午渠，上通淠河，扩大芍陂的灌溉水源，最终形成了集“引、蓄、灌、排”于一体的较为完整的水利工程体系，使芍陂达到“灌田万顷”的规模，由此开始了2600多年的灌溉历史。芍陂的修筑，使这里日益成为楚国的粮仓和经济命脉所在，不仅为楚庄王在邲(今河南郑州市西北)之战中击败晋国并成为春秋霸主奠定基础，也为楚考烈王于公元前241年迁都寿春埋下了伏笔。清代学者顾祖禹称芍陂为“淮南田赋之本”。芍陂也因其悠久的历史和可持续的灌溉效益，于198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被评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和“中国重要农业遗产”。
如今，期思陂既是梅山—鲇鱼山灌区的组成部分，也和芍陂一起作为我国最大的灌区之一——淠史杭灌区的组成部分，继续润泽一方沃土。
此外，孙叔敖还修筑了云梦通渠。在《史记·河渠书》里记载的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便是江汉运河，又称云梦通渠。春秋时期，楚国境内有云梦大泽，占有广阔的湖泊、湿地，这里洪涝频繁，土地卑湿，鲜有开发利用。楚庄王时期(公元前613—前591年),孙叔敖受命主持开凿沟通长江、汉水之间的“云梦通渠”，“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这样一来，一方面，大大缩短了楚都与汉水故地的水程，方便楚国北上争霸；另一方面，对楚国的都城郢都，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荆州的纪南城影响极大，以纪南城为核心的农业水利灌溉区逐渐形成，为楚国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廉洁事迹
心怀仁义 为民除害
在西汉学者刘向编写的《新序·杂事一》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孙叔敖年少的时候，有一次出去游玩，在路边碰到了两个头的蛇，他曾听说两头蛇很不吉祥，所遇之人必定会死，心想既然自己已经遇到了就不能再让它危害别人，于是把它打死并且埋了起来。回到家中，孙叔敖一头扑进母亲怀里大哭起来。母亲不解地问他哭泣的原因，孙叔敖就说：“我听说见到两头蛇的人一定会死，今天我见到了，恐怕要抛下母亲先死了。”母亲着急地问：“两头蛇现在在哪呢?”孙叔敖说：“我怕其他人再看见它，就把它杀死埋了起来。”母亲长舒一口气，缓缓说道：“孩子，我听说善恶必有报，你今天做了一件大慈大善的事，怎么还会再遭难呢，所以你是不会死的。”等到孙叔敖长大后，出任楚国令尹，即使还没有推行自己的治国主张，国人就已经信服他的仁义了。期思城至今还有埋蛇岭，也叫埋蛇冢，史志作敦蛇丘。《嘉靖固始志》还把“寝野歧蛇”列为当地八景之一。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孙叔敖从小就有仁爱之心，在自己遭遇不测的时候，还在想着不让别人受到同样的伤害。正是由于这种优良品质，才促使孙叔敖在绝境之中仍然推己及人，防范他人遭遇同样的危难，进而成为一名心怀天下的政治家。
狐丘之诫 以身作则
《说苑·敬慎》记载，孙叔敖出任楚国令尹时，文武百官皆携礼物前来庆贺，唯独一位来自狐丘的老者身穿布衣，头戴白帽前来吊唁，此人正是狐丘丈人(孙叔敖的老家臣，其父蔫贾的贴身护卫之一，曾救孙叔敖母子于危难之中)。孙叔敖端正衣冠上前迎接，详细询问老人前来吊唁的原因。老人道：“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归之。此之谓也。”意思就是“爵位太高，就会受人嫉妒；官做得过大，就会遭到君主忌惮；俸禄丰厚，就会招致人们的怨气，祸患就会降临”。这就是有名的“狐丘之诫”。
孙叔敖听后，再三向老人拜谢，并说：“我一定接受您老人家的指点，请问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隐患呢?”老人见孙叔敖态度十分诚恳，就接着说：“地位越高，越要谦虚，体察下情，深入民众；官职越大，越要小心谨慎地处理一切事情，慎重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俸禄越优厚，就越不能贪得无厌地索取分外财物。只要你做到了这几条，你就能够把我们的楚国治理好。”
孙叔敖谨记老人的教诲，并在之后的官场生涯中以身作则，不徇私情。楚国原令尹虞丘子是推举孙叔敖担任令尹的重要人物，有一次，虞丘子家中有人违反了法律，孙叔敖得知此事后，并没有顾及虞丘子的面子，而是将其依法处决。事后，虞丘子听闻此事，评价道：“(孙叔敖)身为楚国令尹，奉行国法而不结党营私，施加刑罚又不任意冤屈别人，可以被称作公平公正之人。”孙叔敖不徇私情的行为为其他官员树立了典范。
公而忘私 甘于清贫
孟子曾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中写道：“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即使在当代社会，一个人在突然获得富贵时，也很难保持初心不变，何况是2600多年前呢!
孙叔敖从政后内心非常平和，并不将高官厚禄看得太重，以至于“三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忧”，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富国强兵，唯独不谋一己私利。孙叔敖虽然身居高位，却不居功，不贪财，生活十分俭朴。在《新论·国是》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说的是孙叔敖的妻子从来不穿丝绸一类的高档服装，马也不喂粮食一类的上等饲料，他出行时乘坐的只是用竹木做成的旧车子，驾车的马也是瘦弱的母马。要知道，春秋时的王公贵族出行都是用膘肥体壮的公马拉车，只有下等阶层的人才会用母马或老马拉车。这样长此以往，就连孙叔敖的侍从都看不过去了，说：“驾驶又新又好的车子才安全，用健壮的公马拉车子才能跑得快，穿狐皮做成的衣服才暖和，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孙叔敖回答道：“我听说君子服饰穿得漂亮，应当显得谦恭一些才是；小人服饰穿得漂亮，容易表现得倨傲无礼。我这个人德行不够，不能承受啊!”
孙叔敖生活十分简朴，家人也跟着他吃苦，但一家人从不认为自己不幸，反而自得其乐。楚庄王曾多次提出要厚赏孙叔敖，但孙叔敖不愿接受，他的俸禄大多用于接济贫困的百姓，只留下自己与家人的生活所需。孙叔敖以自己的言行影响了当时的官场风气，也提高了楚国的社会地位，更让楚国的国力蒸蒸日上，为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奠定了坚实基础。
临终诫子 知足知止
由于常年的过度劳累，楚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93年)，年仅38岁的孙叔敖重病不起。据《吕氏春秋》记载，孙叔敖临死之前，把儿子孙安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以前楚王多次封赏我，我都没有接受，我死之后，楚王必定会赏赐于你，你一定不要接受那些肥沃的土地。楚国和越国交界处有一处土地名叫寝丘，这块土地偏僻贫瘠，而且名字听着也不吉利。楚国人将其视作鬼神出没之地，越国人也认为此地不祥，所以只有这个地方可以让子孙住得长久。”孙叔敖死后，楚庄王果然要把肥沃的土地封给孙安，但是孙安谢绝了，只请求能把寝丘封给自己就满足了，楚庄王没有办法，只好把寝丘封给了他。楚庄王去世后，楚国多年政治动乱，好的封地频频易主，只有寝丘无人争夺。由于孙叔敖的先见之明和不慕名利，保护了此后数代子孙安然无恙。后来，“寝丘”一词便成为贫瘠土地的代称，而“寝丘之志”则用来表示一个人与世无争、知足知止。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孙叔敖作为《史记·循吏列传》中的“循吏第一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自此，历代正史都开辟专章记录清官廉吏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