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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乃岳
一、黄河文化与廉洁文化
（一）黄河文化
1. 黄河文化的概念
大河汤汤，华夏泱泱。千百年来，黄河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见证着华夏民族历史的变迁和文明的发展，她是人们心中的 “母亲河”，也是一种文化象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一万年文化史，有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国早期文明诞生于两大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上世纪 60年代之前，国际学术界把中国文明称为 “黄河文明”，其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印度的印度河文明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长江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迹日益丰富，日本学者伊藤道治以此撰文提出中国文明应称为 “河江文明”，这里的“河”就是黄河，“江”指长江。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秉琦提出中国早期文明的“满天星斗”说，但由于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与夏商周王朝文明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满天星斗”中，黄河文明的中心地位并没有被动摇。
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从文化到文明，是一个质的升华。在这130多万平方公里的黄河流城内，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传承了5000多年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黄河文化。黄河文化的概念是从文化的概念推导而来的，文化的定义有很多种，相应的，不同学者对黄河文化的概念也持有不同的观点。
有从文明发展形成的一切成果总和的角度理解黄河文化的，认为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来进行阐释，基本包括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财富总和。如徐光春（2020）认为，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的先人们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独具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多样性、持续性、广泛性的大河流域文化。李立新（2020）认为，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典章制度、礼仪信仰、生产水平、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精神面貌、价值取向等等。刘益令（2020）认为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千百年来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器物层面等文化元素的总和。王震中（2020）认为，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母亲河文化，是黄河古今流域多民族人民在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中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的中心和重心所在地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朱伟利（2020）认为，黄河文化要从广义与狭义两个角度进行阐释，广义上的黄河文化包括该流域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创造出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狭义上的黄河文化则集中于精神诉求、价值取向、基本理论以及行为方式。
有从不同区域问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描述黄河文化的，黄河流经黄河流域九个省区，由于上中下游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文明差异，造成了不同的区域文化。王乃岳 （2020）认为，黄河文化是秦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等文化的有机组成。王卫星（2020）认为，黄河自西向东流经四川、青海、甘肃等九个省区，因此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地域性文化均可以看成黄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有从文化核心内容的角度来定义黄河文化的，从黄河文化最早发源地和持久影响力来看，中原文化相比较其他地域文化更居核心和主干地位。李庚香（2020）认为，黄河文化是中国的主体文化、主流文化、国家文化、民族文化，在中国历史、世界文明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中原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主干和集大成者。杜学霞（2020）认为，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文化的总称，中原文化既是黄河中下游河南段的文化，又是黄河文化的最高体现和集中代表。
综上，黄河文化作为深邃博大、涵盖广泛的文化复合体，其概念非常丰富，学者们关于黄河文化的概念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定义的角度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黄河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极具光辉和特色的文化财富。
2.黄河文化的形成过程
黄河的流动在时间上串起古今文化，在空间上串起区域文化，黄河文化是人类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中生成的思想、制度和物产，因此要理解和阐释黄河文化，首先要构建起一个清晰的时空概念。
就历史演进维度而言，黄河文化发展史贯穿整个华夏文明，以羲皇、炎黄为起点，经历了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步、六千年加速、五千年进入、四千年过渡、三千年巩固、两千年转折、一千年转移、两百年转型的演变历程，包含远古时代黄河形成后有人类以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黄河文化萌芽阶段出现在远古农耕文明时期，孕育了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古文明形态。进入到农业文明阶段，黄河中下游逐渐出现了以黄土夯筑而成的城邦，二里头文化广域王权国家的出现，开创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礼乐文明。随着秦朝设立郡县制，礼乐文明开始转变为礼法文明。到了蒙元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逐渐形成，黄河流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进入了深度融合阶段，直至清朝黄河流域民族交融共生的区域文化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革命战争时期，黄河文化创造性地吸收马克思主义，滋养出伟大的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沂蒙精神等，在实践中发展出了自强不息、变革图强、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红色革命文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在治理黄河实践中刻画了“艰苦奋斗、团结治河、无私奉献、求实开拓”的黄河治理精神；进入新发展阶段，黄河文化博采众长、与时俱进，保持着旺盛的创新动力和自我革新的活力，不断向周边文化输出先进的文化理念，基于黄河生态治理传统智慧的积淀，形成了绿色发展理念为核心的生态文明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理论和中国路径。
就地域和合维度而言，黄河文化与黄河流域紧密结合，发展以长安—洛阳—开封为轴线，辐射范围从中原到中部、从中部到中华、从中华到中国，涵盖范围广泛，包容性极强。黄河流经青藏高原、河套平原、黄土高原、下游平原，沿途分布着旧石器时代的许家窑遗址、丁村遗址、下川遗址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遗址、中期的仰韶遗址、晚期的庙底沟遗址、龙山时代的陶寺遗址等，三代的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湖北盘龙城、郑韩故城、曲阜鲁国故城等，以及自秦汉以降的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隋唐洛阳城、北宋东京城等等，留下了河湟文化、河套文化、秦陇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等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同时，黄河的多次改道使得黄河文化的生存空间超越了单纯的地理空间，并在与周边的楚湘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文化体系的交往中不断壮大，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凝聚”到“辐射”的过程。
总之，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共同体，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黄河文化不仅是一种地域文化、一种历史文化，更是一种国家文化。
3.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见证了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具有“大一统”的政治凝聚力和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凝结了自强不息、勇于拼搏、勤劳务实、开拓进取、团结统一、无私奉献的中华民族精神，展现了奉献开创、开放包容、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中国哲学智慧，为新时代中国文明建设贡献重要历史经验和思想源泉。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滔滔黄河，纵横万里，沿途融汇白河、汾河、泾河、洛河等十三条支流，流域总面积近 80万km²，每一支流流域，都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发源地，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与丰富内涵，如秦汉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等。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黄河文化以其无与伦比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吸收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在相互碰撞、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中不断丰富与完善其内涵，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让中华文明具有了开放、包容的品质，永远保持着生机与活力。黄河流域还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吸收与整合域内外文化的优秀因子，汇聚成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汹涌奔腾，一泻千里的黄河，不仅孕育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更重要的是黄河文化所蕴含的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时代价值，已成为激励民众奋勇前行的重要动力，铸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文化意蕴。华夏儿女秉承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涵，以拼搏奋进的意志、百折不挠的品格，在锐意进取中传承历史，在勇挑重担中开创未来。黄河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向心力的精神纽带，增强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奋进创新精神，更加坚定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
总之，黄河不仅是一条地理的河，更是一条文明之河、精神之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为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凝聚时代力量，提供精神源泉。
（二）廉洁文化
1. 廉洁文化概念
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廉洁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中华传统廉洁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民为邦本、实干担当、为政以德、修己慎独、克己奉公、实事求是、公正严明的传统廉洁文化，这种传统文化延续至今，与时俱进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华，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成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古代，关于“廉洁”的记载和解读很多，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在《楚辞．招魂》中最早谈到“廉洁”，“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志洁，其行廉。”表明中华廉洁文化在萌芽伊始就把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统一起来，廉以洁为内在动力和精神理念，洁以廉为外在形式和文化形态。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为“不受曰廉，不污曰洁”，意思是说，不接受他人的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晏子春秋•内篇》“廉者，政之本也”，《周礼》更是把廉归结为六个方面：曰廉善；廉能；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辩，也就是一要善于公道办事，二要公平推行政令，三要尽职尽责谨慎勤劳，四要品行端正，五要严格守法、公正执法，六要明辨是非。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的中国化，在传统廉洁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洁文化。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兴起，关于廉洁文化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2004 年我国成立了第一个中华廉洁文化研究会——湖南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时任副会长的沈其新教授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华廉洁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提出了“中华廉洁文化是关于廉洁的知识、理论、信仰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及其相互关系的文化总和，是中华优良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素，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并指出中华廉洁文化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融合的文化形态，除具有一般文化所共有的延续性、独特性和超前性特征外，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典型的民族性、广泛的人民性、鲜明的时代性和针对权力的指向性。袁越兴等（2004）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提出，廉洁的理论和行为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的文化总和，是关于廉洁的知识、理念、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的总概括。张志良等 （2007）指出，中华廉洁文化本质上是政治伦理文化、道德诚信文化和社会价值理念文化，其社会功能体现为，中华廉洁文化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精神动力、道德基础和价值导向。汪太理强调，中华廉洁文化具有教育引导、优化创新和调控维护等社会功能，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核心要素和中国共产党“生命线”的基本要素之一。
廉洁文化不同于廉政文化，廉洁文化涵盖范围更广一些，包含了廉政文化的内容。廉政文化着眼于政府机关和行政人员，偏重于强调执政党内部的廉洁清正，而廉洁文化则同时注重全社会范围的清廉纯洁，期望通过对人民群众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教育，形成一种全民皆廉、以廉为荣、诚信守法的理想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洁文化相对于传统廉洁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倡导“法制”的廉政文化建设相结合，并将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廉洁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1986）指出 “每一种文化都是关系的复合体，都是既有序且相关部分的多重体”。我们认为，廉洁文化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有其自身独立的结构体系，是一种具有多重价值的复合型文化，其定义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的，是廉洁的理论和行为规范及其相互关系的文化总和，是关于廉洁的知识、信念、制度及与之相对应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总概括。
2.廉洁文化内涵
廉洁文化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物与现实反映，具有丰富思想内涵和自身鲜明特色的完整理论体系，包括了修身齐家的俭朴思想、艰苦奋斗的勤政思想、倡导官德的廉政思想和爱国爱民的仁政思想等主要内容，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鲜明的时代特征、广泛的群众基础、强烈的政治指向等基本特征。
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廉洁文化是一种政治伦理文化、道德诚信文化和社会价值文化，它既能要求为政者具有不污不贪、两袖清风的政治本色，与民同苦、为民谋利、取信于民的亲民情怀，富贵不淫、位权不骄的生活修养，又能引导人们树立“以廉为荣”的生活价值观，形成与人为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廉洁文化是一种生态伦理文化，能引导人们珍惜绿色家园，保持健康环保的时代风范。
3. 廉洁文化的时代价值
考察一种文化的价值，主要看这种文化对社会发展、对人类进步、对自然和谐所发挥的实际效用。自古以来，中华传统廉洁文化一直是引导中华优良传统文化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和文化主脉之一，在近现代又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顽强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弘扬和发展廉洁文化可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思想文化支撑、文化驱动动力、道德诚信基础、积极价值牵引和生态文明遵循。
一是廉洁文化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文化，是加强社会管理的思想文化根基。廉洁文化既具有维护统治阶级政治权力的政治指向性，又具有对执政者思想道德的伦理规范性，是一种政治伦理文化。它既要求党员干部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又要求执政者廉洁爱民，倡廉肃贪，健全廉洁制度，追求廉洁固本。对于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来说，秉持廉洁从政的理念，既是一种觉性又是一种信念，既是一种品质又是一种表率，既是一种形象又是一种力量。弘扬廉洁文化，通过廉洁思想教育、廉洁文化熏陶和廉洁制度规范，把党建设成政治立场坚定、作风优良、勤政为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然可以为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提供强大思想文化根基。
二是廉洁文化作为一种道德诚信文化，是创新社会管理的文化驱动动力。廉洁文化是为政者的立身之本，诚信之源。从“社会人”角度来考察，廉洁文化对于行为主体既具有道德伦理约束，又具有诚信的要求。在社会管理中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不仅可以使党和政府获得更多价值认同和群众认同，增强自身的诚信度和公信力，还可以促使更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管理，共同维护社会稳定，为社会管理提供更多的可行性建议和措施，对创新社会管理的模式提供强大的文化驱动力。
三是廉洁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价值文化，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诚信基础。廉洁文化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念，还是一种价值尺度，具有合理的社会价值导向性，能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价值抉择。弘扬廉洁文化，广泛开展廉洁文化教育，能够培养人们团结友爱、敬业奉献的职业观，勤俭自强、诚信友善的生活观，取之有道、求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消费观，以德治家、以廉保家的家庭观。这些美德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诚信基础。
四是廉洁文化作为一种和谐共生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生态文明遵循。廉洁文化不仅以促进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为目标，还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目标，是一种和谐共生文化。诸葛亮曾言，知人之道有七焉，其中一条即“临之以利而观其廉”，这就是说看一个人廉洁与否就看他在利益诱惑面前的表现。在自然环境面前，为了攫取利益，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其实质就是不廉洁。弘扬廉洁文化，能够引导人们爱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从而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已与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其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精神文化价值、道德价值、理论价值和生态价值等功能，有助于人们树立崇高的价值理想，形成科学的价值导向，确立积极的价值标准，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从而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积极向上的价值牵引。
二、黄河文化中的廉洁基因
（一）廉洁基因在黄河文化中的体现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集成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以，每一种文化都承载着民族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塑造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黄河文化和廉洁文化也不例外，作为两种不同体系的文化，都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物与现实反映。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文化发展演变的主轴，在中华文明总进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廉洁文化是优秀中华文化的重要表征，从萌芽伊始就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文明核心要素之一，也一直是中华民族所倡导的道德规范之一。历代先贤在千百年来的探索实践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黄河文化，其中蕴含的廉洁基因也成为黄河文化的有力支撑。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祖先早期最主要的活动地，在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中，有三千多年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易、道、仁、理、心” 这套完美的价值体系。易是《易经》之易，包含变易、不易和简易三大内容，从伏羲到文王到孔子都为此做出过贡献，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智慧，包含了对立统一、阴阳互根、阳逆阴顺、此消彼长、物极必反等规律，形成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等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特征。道是老子之道，为“万物之始”“万物之母”，塑造了“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的精神世界。仁是孔子之仁，既是道德人格的核心，又是社会伦理秩序的规范，包含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理是二程的“天理”，代表中华文化开始进行内在超越，不再信仰宗教，以节欲养心、以诚敬立身、以正身治家、以公心治国、以民生为本的修身治国治家之道，对儒家的仁爱学说提出了新的解释“仁者浑然与物浑然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已也。”将天地万物中的一切生命、甚至非生命的东西都视为自己的一部分，走出了“小我”，成就了“大我”。心是王阳明的心学，包含“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核心内容。
“易、道、仁、理、心”是黄河文化贡献给中华民族的五大哲学范畴，是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智慧结晶，完美体现了中华传统廉洁文化“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实干担当” 的勤政思想，“为政以德”的德政思想，“修己慎独、克己奉公”的个人修养，“实事求是”的实践思想，“公正严明”的法治思想。黄河文化塑造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廉洁文化基因，廉洁文化是引导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二者在内容上相融，在功能上趋同，都是构建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和内生动力。
（二）黄河保护治理历程中的廉洁特质
1.以廉洁为底色的治河实践
数千年来，黄河哺育了中华儿女、创造了中华文明、传承了黄河文化，但是黄河也不止一次的考验着中华儿女面对灾难的信心、勇气和智慧，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彪炳史册的廉洁历史人物，传承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廉政制度，打造了至今仍熠熠生辉的文物古迹，展现了特色鲜明的黄河廉洁文化。
民为邦本，本国邦宁。黄河古时被称为“四渎”之宗，百河之首。历朝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都将治理黄河作为稳定江山社稷的先置要事，为防汛、抗旱、灌溉、漕运等关系民生的事业立命，在治理黄河中贯通“安民”“重民”等民本思想。从秦始皇修郑国渠而灭六国终成霸业到康熙皇帝将三藩及河务、漕运三大事书而悬之官中柱上成就康乾盛世，他们心怀天下、有溺尤已溺的治河情怀与廉洁文化蕴含的民本思想不谋而合，体现了黄河廉洁文化的理想信念内质。
事必躬亲，自强不息。“治水之法，既不可执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轻信人言”治水者必须亲自跋山涉水，踏勘地形水势，因地施策，要求既不拘泥于成规，又不道听途说。从“乘辇山行乘撬泥”“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到“瓠子堵口”的汉武帝再到亲自钻研水利理论进行水准测量的康熙帝，他们直接参与治河的光辉事迹充分彰显了实干担当的勤政思想，体现了黄河廉洁文化的路径抉择特征。
敬德保民，厚德载物。历史上，黄河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花园口人为决口的2540年中，有记载的决口泛滥年份有543年，决堤次数达1590余次，洪灾冲毁大量村庄，夺去无数人的生命。治水的重要性决定了历史上只要官员为政一方，就必须在治水上有所作为，秉持实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德治思想治水，从“位已高而意益下，禄已厚而慎不取”的孙叔敖到发配边关仍不忘为民兴修水利的林则徐，他们执政为民、鞠躬尽瘁的品格展现了为政以德的德政思想，体现了黄河廉洁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修己慎独、克己奉公。历史上的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统治者于中央设置了专门治理黄河的官员，于地方也相应设置了治河官员，每年还要投入巨额银两用于招河兵，购置石料等抢险物资，在险情来临时大量的石料被抛投入河堵口，这些无疑是白花花的银子顺河而下。治河官员们不仅身居事关黎民百姓生命安全的要职，而且掌握巨额的河工经费，从铸造镇河铁犀，立誓要根除黄河水患的明代河官于谦，到写出“治河十议”被誉为“天下清官第一”的清代河官张伯行，他们留下的“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等千古名句至今被人们广为流传。他们重名节、廉以持身、鞠躬尽瘁的品格展现了廉洁奉公的个人修养，体现了黄河廉洁文化的致世风格特色。
心存敬畏，天人合一。中华民族历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张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人中有天、天中有人。在治水实践中也充分汲取了这一智慧，从“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的春秋管仲到“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秦时李冰，从“不与水争地”的贾让到“束水攻沙”“开导上源，疏浚下流”的潘季驯。他们乘势利导，天人合一的治水经验彰显了和谐共生的思想，体现了廉洁文化中务实求真的实践思想，彰显了黄河廉洁文化的辩证思维品质。
政令严明，广开言路。我国特殊的国情和自然条件决定了历朝历代治水施行以国家政权为主导的体制，治水可谓是集中举国之人力、财力、物力倾力而为。唐代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善的水利法典——《水部式》，宋朝《农田水利约束》、金代《河防令》，是比较完整的农田水利法和防洪法规。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元明清三代都有关于运河管理的法规，如明《漕河禁例》《漕河夫数》《漕河水程》等，对水利建设管理、水权、水利投工投劳等都有明文规定。治水管理机构和法律法规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体现了我国治水实践中明确的职责分工、完善的制度建设，充分体现了廉洁文化的“公正严明”的法治思想。
文化而润其内，养德以固其本。历代先贤在千百年来的探索实践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黄河文化，其中蕴含的廉洁基因也成为黄河文化的有力支撑。治河先贤们的故事传诵千年，他们的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当今廉洁文化取之不尽的精神宝藏。
2.治河史上的前车之鉴
亿万年的黄河，一路走来，奔放不羁，浩浩汤汤，九曲回肠。历史上，这条充满血性、刚劲和傲骨的河流黄河既哺育了中华民族但水患也给流域内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年份有543年，自然决口和人为决口达1590次。
在中国历史上战乱年代，黄河流域的交战双方常采用“以水代兵”的方式，掘开黄河大堤，水淹敌人。查阅历史文献，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以水代兵”人工决黄河者共有13次。自然决堤后当地官吏及民众多采取多种措施封堵，尽量减少损失，而“以水代兵”人为式决堤多为战乱年代，无人关心治河事宜，常造成长期泛滥。当局政府或者决堤者甚至为了掩盖事实，欺骗群众，推卸责任，阻挠治河。如1128年黄河决口后，当时金统治者怕骤然兴动大的堵塞工程，人心动摇，南宋易乘隙攻进、宣扬“大河所以决溢者，以河道积淤，不能受水之故也”“他日霖潦，亦将溃决”，进而任由其泛滥，以致形成黄河在金灭北宋以后“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再如，1938 年国民党当局炸开花园口大堤后，极力掩盖事实真相，谎称敌军以飞机大炮轰炸所致。直至抗战胜利，1947 年才将花园口口门堵合。人为决口黄泛区内“人畜无由逃遊，尽遂波臣；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可以看出，勿论“以水代兵”的战斗效果如何，这种置人民生死于不顾的战术，实在为天下人唾弃，完全违背了民为邦本、天下为公的道义和初心。
治水不力往往导致政权衰亡和王朝更替，许多封建王期因引治水不力，影响粮食安全与经济发展，如果再遭遇大的水旱灾害，饥馑与繁重的徭役往往激起社会矛盾与动荡。然而，官吏的贪污腐败和玩忽职守都是造成治水不力的根源。元末黄河泛滥，繁重的河工徭役导致农民起义。明末崇祯大旱引发饥荒，导致经济全面崩溃，农民起义很快席卷大半个中国导致明朝灭亡。西汉末年绿林军与赤眉军起义、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宋代方腊起义都与水旱灾害严重、治水不力密切相关。
在清代前期，贪污腐败现象还并不十分严重，雍正、乾隆时期治理黄河的过程中，很注意约束官吏，不断查办贪官污吏。“乾隆四十年至乾隆六十年查处贪官二十余人”。但是到了清代中晚期，黄河大规模水灾不断，农垦经济税收减少，漕运经常受阻，官吏俸禄缩水，这些使得治理黄河水患过程中官吏贪污现象日益严重。据记载，“清政府为控制河工贪污浮冒，制定过一些罚赔制度。规定凡所修河工不坚，一旦从此决口，所用银两，只准报销六成，其余四成由政府以下文武汛员赔偿”。这种制度看似严格，但实际上河官们在修工时，却将赔罚之款预先冒领，进而助长了贪污之风。除了贪污以外，敷衍了事、玩忽职守也是造成清朝治河无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朝的治河技术相比先前的朝代更为考究、周密，诸如挑水坝、木龙、石堤、抛碎石、防淤、种柳等十多种，治河方略也是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治河效果应该有很大的提升。但是在治河过程中，官吏之间相互推诿扯皮，不能同心治河，使得清朝治黄效果并不显著。更为严重的是，各地督抚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影响了黄河的整体治理。例如，山东巡抚丁宝桢1871 年治理黄河时，周边各地区总督进行旁观，不予合作，使他面临孤军治河的困境。就这样，黄河在清朝泛滥的情况就日益严重，由间断性水患发展成为“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的局面。从1855年决口到1884年山东黄河两岸堤防修整完成，30年间几乎年年黄水泛滥、不能中止，最终清廷逐渐丧失了对黄河水灾的控制能力，造成人口贫困、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可以看出，黄河的治理，远远不只是一个防治水灾害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个流域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环境保护，是一个关乎国家生存、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三、黄河廉洁基因的内涵特征
（一）以大一统为基础的积力所举
积力所举出自《文子》一书：“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即善于积蓄众人的力量，则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战胜。基于黄河桀骛不驯、多灾多难的特性，在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相对比较低下的古代，面对洪涝干旱灾害，仅凭个人的能力和力量或者某一个部落的局部治理很难取得防洪抗灾的决定性胜利。而大规模的治水活动，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枢组织指挥并协调各方行动，汇集各方物资和人员，这就需要统一的治水意识和行动，大禹治水奠定了中国古代大一外政权的群体合作基础，催生了国家政权的建立。此后，历朝历代都是施行以国家政权为主导的水治理体制，治水都集中力量倾力而为，才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治河的成功。
由于治水任务重大和时间紧迫，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打破以血缘关系为主的氏族部落管理模式，加强公工、伯益、后稷等各个部落之间的联系和协作，产生了凌驾于一般氏族部落的权力机构，促进了大一统思想萌发，催生了国家政权的建立。国家政权建立后，历代都对黄河治理投入了大量人才财力物力。秦始皇一统六国后，碣石颂德，自称“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改变了战国时期“壅防百川，各自为利”“以邻为壑”的局面，使得统一规划治理河流成为可能。从两汉至明清，治河一事无不是中央集权统治者亲自选拔河官、亲自过问亦或亲自指挥调度。汉武帝时期，黄河在瓠子决口，在汉武帝的主导下，汲仁、郭昌率数万人进行塞决，才结束了这场长达23年黄河泛滥。这种由政府组织、皇帝亲临工地直接指挥的治理黄河工程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并且开创了“用事者争言水利”。汉哀帝时，要求地方官向朝廷举荐治河人才。宋朝时期，皇帝亲自过问，并安排大小治河事件达50多次。清朝康熙帝将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而悬之宫中柱之上”，亲自钻研水利理论，亲自乘船实地调查，提出治理方案。
除了中央集权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历朝历代治河人力物财力投入上，也是耗费巨大。大禹治水时期，据古文疏注家孔颖达说：“治水之时所用人功，每州十有二师，通计之，一州用三万人功，总计九州用二十七万庸（即功）”。两汉时期，汉武帝瓠子堵口，调用士卒数十万人；贾让提出治河三策时指出以前“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王景治河，动员了数十万人参与，“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元代贾鲁治河，征用民工兵工17万人，据《至正河防记》载：用去木桩约27000根，榆柳杂梢666000根等，总计花费银锭 1845630锭，有人甚至将元朝的灭亡归咎于贾鲁治河。明代白昂治河，参与的民工达25万之众。清朝时期，明清两代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是超过以往任何朝代，清代河工经费一度高达国家财政收入的1/8~1/6。如此巨大的投入，只有通过举国体制，才能迅速组织和协调起来，这也与现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所融通。
人民治黄，黄河安澜七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卓越治理能力的集中反映，得益于各级党组织强大的组织执行能力，更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毛主席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到习近平总书记发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伟大号召，中央领导人历来对黄河保护治理高度重视。黄河保护法更是从法律层面建立了《重大事项国家统筹＋重点事项流域机构统管＋相关事项省际协调合作”的流域治理管理新机制，中央统筹、省区负责、市县落实，坚持全国“一盘棋”，自上而下层层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黄河安宁的民族夙愿，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变成了生动现实。
（二）以尊重自然为基础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思想视天、地、人于一体，天人之分，合而为一，强调人与自然内在统一，归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意为任何事物都要遵循自然之道。庄子进一步提出“人与天一也”的说法。治河兴河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与“天”的直接对话。纵观我国古代的治河实践，无不闪耀着天人合一、因势利导、道法自然等历史经验和智慧。治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河和谐发展的过程，人类既要“河利”，用河之利的灌溉、航运等，也应做到“利河”，防河之害，维持河流生命健康，以使河可持续地“利人”，通过做到“人河相应”实现人河和谐相处。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在治水中最早贯彻“天人合一”理念的是大禹。《淮南子•原道训》把禹治水方略概括为“禹
之决读也，因水以为师”，就是善于根据水流动的规律，因势利导。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改变鲧以堵塞为主的方法，依据水性就下的自然规律，实行“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的方法，“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川”，因势利导，合通四海，肃清了洪水，万物生长繁育，人民安居乐业，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天地大道。西汉时期，贾让应诏上书，提出治河史上著名的“治河三策”，上策提出，辟滞洪区，实行宽堤距，迁出滞洪区人口，人不与水争，河定民安。总体来说，贾让“不与水争地”，给洪水以出路，顺应自然天性，体现了古人对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共处的清醒认识，对后世治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潘季驯抓住黄河泥沙淤积这个根本问题，采取“束水固沙、放淤固滩”的办法，利用自然规律解决泥沙问题，实现了治河由分流到河流、治水到治沙的转变。清代靳辅“顺其水性，而不参人之意”治理江河，陈潢“善治水者，先须曲体其性情，俱得其自然之宜” 皆强调的是要充分掌握河流的流势和其他自然条件，加之利用和正确引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治水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建设生态文明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以水而定、量水而行，践行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是现代对“天人合一”等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三）以心系百姓为基础的民为邦本
《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民本思想之经典表达和最早源头，其意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民心安定、民众稳定，国家就会安宁。民本理念蕴含着恤民、爱民、重民思想，为中华廉洁文化奠定了根深蒂固的人本观念，它既是中国廉政历史文化的传统，也为廉洁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历代廉吏，无不以“利民”为其基本出发点。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它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的生存和发展基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黄河宁，天下平”是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人们的共同心愿。然而黄河善淤善徙善决的特点决定黄河流域连年水灾不断，流域百姓生活受困，治理黄河减少洪水灾害对流域百姓生活的影响和制约，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为人民提供安居乐业的环境，是千百年来历代先贤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在这追求的过程中无不贯通了“安民”“重民”等民本思想。大禹治水中，《墨子•兼爱》指出，禹治水土“（西）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以利翼州之民”（南）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其治水的终极目标是所包括华夏族与非华夏族在内的所有民族都免受旱涝灾害的威胁。清代林则徐在多年治水的实践中一直践行着爱民恤民悯民这一行为，他把治水看作是致治养民之本，在其重要著作《畿辅水利议》中指出：“自古致治养民为本，而养民之道，行利防患，水旱无虞，方能盖藏充裕。”清代丁宝桢一生以报国爱民为己任，两治黄河水患，1871年黄河在郓城县侯家林决口时，他以治黄为“政事第一要务”，顾不上有越俎代庖之嫌，决意抱病销假，亲自督修。历代水官均是因为抱有心中有民、真心爱民、勤政为民的思想，才能不辞辛苦治理水患，这与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息息相通。
（四）以勤恳奉献为基础的事必躬亲
治水要求心怀天下，献身负责，不怕吃苦亲自跋山涉水，踏勘地形水势，因地施策。《履国丛话》中指出：“治水之法，既不可执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经信人言。盖地有高低，流有缓急，潴有浅深，势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询不穷其致，是以必得躬历山川，亲劳胼胝。”根治水患的办法，既不能固执照老章程办事，也不要轻举妄动，轻易相信个别人的话。原因是地形有高有低，水流有快有慢，沼泽有深有浅，河身有曲有直，不经过观察和测量就不能了解它的真实情况，不经过商议和询问就无法彻底摸清它的底细。治水过程绝非一帆风顺，往往是踏遍山川。因此在治水过程中，必须要有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勤勤恳恳、事事躬行的敬业精神。
史书记载大禹治理水患过程中，三过家门而不入，亲自指挥和带领大家劳动，带着测量工具到全国各地勘察地形，测量水势，风吹日晒“股无胈，胫无毛”，大腿、脚胫毛都磨光了。北宋陈尧佐被调任知并州知府后，“来勘堤防，询问士民”，征求当地有治水专长的“耆旧”的建议，滑州黄河决口后，“躬自暴露，昼夜督促”，亲自巡查堤防，查勘水情，询问水工和当地百姓，研究制定治水方略。他一生还将“孔子固多能鄙事”作为箴言教导子孙，只能躬身亲行接地气才能更好地了解百姓的所求所感，才能做一名能干爱民的官员。张鹏翮是清代著名的治河名臣，在治河的八年生涯中，白天乘马巡视堤岸，现场踏勘，指挥数十万河工治河，不惮劳苦，晚上钻研治河理论。康熙曾评价道：“张鹏翮自从出任河道总督监督河工以来，每天都乘马巡视堤岸，不辞劳苦。如果天底下做官的都像他一样兢兢业业，那百姓们还有什么非议呢？”经过八年的努力，至康熙四十七年，黄淮大治，河势平稳，漕运通达，淮扬地区连年大熟，人民安居乐业。清代林则徐在治理黄河期间，把住所当作工程指挥部，经常深入一线，躬亲任事，查阅治河档案，询问工情，查验料物，探视河势，体察民情，事事都能做到心中有数，深思熟虑和未雨绸缪。他身为河督大员，对施工路上抛撒泥土这类具体问题也严格管理，自己主持的每一项水利工程完工时，他都要亲自验收，“不许稍有草率偷减，并不会假手胥吏地保稍滋弊窦”。隆冬时节，他冒着严寒到河南东部查验黄河两岸河防冬厅的料垛“于每垛夹档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垛以计束，按束以称斤，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厅不拆”。由于事事躬身亲行，实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发现了不少弄虚作假、玩忽职守的官员，对他们进行了处罚，扭转了河员欺上瞒下的坏风气。这与我们党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勤恳奉献的工作作风一脉相承。
（五）以执政为民基础的为政以德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曰：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治水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历史上只要官员为政一方，就必须在治水上有所作为。古代有一条谚语：“黄河决口，黄金万斗。”黄河决口后，河工经费会激增，而这往往是滋生河政腐败的土壤。黄河的特殊性决定了凡是能将黄河治理好的，无一不是坚持道德操守、具有清廉作风的。纵观治黄史上，那些取得大的治水成效的，无一不印证着这个基本要求。
明代于谦是为人称颂的清官，他在地方担任巡抚长达十九年，衙门设在开封。开封临近黄河，决堤时有发生，于谦亲自率众修复被洪水冲毁的大堤，他在任的十九年里，有记载的河南境内黄河溃决共三次，而开封附近则未曾溃决一次。于谦治理黄河成效颇丰，深得民心。“两袖清风”的他在开封完美践行了他“河清海晏”的诺言。清代张伯行在康熙年间亲自督修黄河南岸堤坝二百余里，“往来督催，无时即安”，日用车马皆自备，毫无所染。之后，张伯行还主持修建了马家巷、东坝诸地的黄河水利工程。三年间，张伯行清理财库弊政，革除陈规陋习，每年为河库节省数万金不当开支，保证了治河工程的财政支持。他为官清廉，不仅不收来访者所送礼品，连他的生活也简朴至极。他的日常花销，包括米面蔬菜、衣服穿戴，甚至是磨面的驴、石碾，都是从河南老家运来。尽管条件简陋，张伯行却“恬然安之”，他一生为官操守极清，生活简朴清廉，深得百姓拥戴，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清官”。清代河道总督徐端是清代中期治河有成就的人物之一，《清史稿•徐端传》 评价：“瑞治南河七年，深谙工作。苇柳积堤，一过测其多少。与夫役同劳苦，廉不妄取。”是说徐端能舍下身段，与治河的官兵和夫役同甘苦，面对数额巨大的治河经费，从不“妄取”，坚守廉洁操守。徐端多年任河道总督，去世后竟至“贫无以殓”，靠朋友的馈赠才得以安葬。这些治水能臣廉吏们都秉持以道德原则、清廉作风治水，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精神财富。
（六）以尊重科学为基础的术业专攻
术业专攻出自唐代韩愈的《师说》，现在多指在某个领域内具有专门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开展技术研究和应用，这其中包含着尊重科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精神。
河流对人类社会文明的深刻影响首先反映在科学技术方面，治黄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对中华民族的科技进步和发明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中华历史文明的进程。自古以来，历代治黄的能臣巧匠们就是在不断发展规律、认识规律、把握规律的科学方法基础上，不断创新治河思想和治河技术，持续减少治水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隐患，不断提升治河成功的可能性和效率。
相传在大禹时期就揭开了黄河治理科技史的序幕，在测量方面，大禹为治理水患发明了原始测量工具“左准绳，右规矩”“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准绳”和“规矩”，就是最基本的测量工具。战国时期，西门豹科学规划、精心设计、因地制宜，带领当地百姓修建了历史有名的“引漳十二渠”，工程设计、施工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实现了“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两汉时期，贾让深入研究治河历史，吸收各家治河方略治之所长，并经实地勘察后，创新性地提出了以“宽河行洪”为核心思想的治河三策。王景修筑大堤，创造地采取了“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后溃漏之患”的措施（所谓水门，就是现代的溢流堰），实现了黄河八百年的安澜。明代潘季驯总结前人对黄河水沙关系的认识，实现“束水攻沙”治河方略，实现了治河方略由单纯的防洪向防洪治沙并重的重大转变。近代李仪祉的治河方略超出了中国清代以前治河只着重于下游的定式，提出了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的理念。张含英一生坚持治理黄河必须全河立论，把黄河流域看作一个整体，提出上中下游统筹、干支流兼顾、除害兴利结合、多目标开发，促进全流域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作为治河目标的规划思想，将治河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千百年来，历代先贤们不仅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更加专业、更加符合实际的治河方略，更是在黄河治理技术上不断创新精进、不断完善提升，以期黄河治理取得更大的成效。筑堤技术从原始的壅防堤埂到两汉时期更加坚固的石堤和八激堤，再到明代的遥堤、缕堤、格堤、月堤等，堤防技术不断演进；堵口技术从西汉武帝时瓠子决口采用的立堵，汉成帝时馆陶决口采用的平堵到北宋年间平堵和立堵相结合的堵口方法，再到元代贾鲁采用 “石船堤”法实现了我国古代规模最大、风险极高的白茅堵口，迫使黄河主流回归故道，代表了14 世纪中国水利科技成就与水平等，堵口抢险技术也在不断地演进。水监测预报技术从北宋人们根据物候和时令确定的“信水”，到明代对黄河的水情的监测和预报，再到清代靳辅发明测水法，体现出关于“流量”的思考，实践了新的治河技术，开启了我国治河事业从定性向定量的过渡。前述种种，无一不体现着治河的能工巧匠们科学严谨的态度、精湛开拓创新的精神。
四、黄河廉洁文化的时代价值
（一）挖掘人水和谐、崇尚自然的生态哲学宝库
中华民族历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张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主动与水协调好关系，以期实现自然界在不断改善自我更新能力的基础上，能够为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长久的支撑和保障。黄河流域的人民在历代治黄实践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智慧，从“因势利导，合通四海”的大禹到“不与水争地”给洪水以出路的贾让，从“束水攻沙放淤固滩”利用自然之理以水刷沙的潘季驯到近现代李仪祉、张含英、王化云全流域治理，他们都在掌握河流流势和自然条件基础上，根据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利用有利条件消除不利因素，并变害为利，实现人水的高度和谐统一。这些治水经验彰显了天人合一、乘势利导、和谐共生等思想，闪耀着传统的生态哲学智慧和自然伦理观，对后世治河影响极大。
反观那些在治河实践中，因循守旧、不切实际的治河方法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鲧因循守旧，按照以往的方法修筑堤坝围堵洪水，结果堤坝频繁被大水冲垮，耗时9年治河未能取得成功。北宋期间，黄河变迁十分剧烈，决、溢、徙都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新纪录，治河成为朝廷的重要议题，上自皇帝，下及群臣都参与了治理讨论，并下大力气，三次回河，都失败以复归北流而告终，究其原因，宋王朝的统治者执意要逆水之性，强使回河，失败是在所难免的。这从反面也论证了治水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
水是整个生态的核心，没有水就没有生态，没有生态就没有文明。中华五千年追求人水和谐、崇尚自然的治河实践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和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并十分关注传统生态智慧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他在运用和深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态智慧，建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人们重新思考与整合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建立 “生命共同体”理念，提醒人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建立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推动人与自然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二）挖掘把握规律、科学治河的科技贡献宝库
科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知识的物化和外在化的过程，科技文明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文明。水利在整个科技体系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起着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作用。黄河泥沙、悬河等问题堪称世界之最，全球所有大江大河存在的问题几乎都能在黄河寻到踪迹，因此作为世界上最复杂难驯的河流之一，决定了历朝历代治河能臣巧匠们为了治理好黄河，要有一套相对完整且独具特色的理论与技术体系。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摸清黄河的特点，把握黄河的自然规律和洪水特征，并加以归纳分析提出针对性见解，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地改进治河技术。从大禹治水“左规矩，右准绳”原始测量技术应用到北宋定平之制测量地形高下等测量技术的演进，从战国茨防到宋元明清埽工技术的进步，从“信水”到“水汛”监测预报技术的发展，以及大堤管护和堵口技术的等诸多技术的演进，我国治黄技术不断发展。与此同时，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也大大带动了数学、力学、地理学、建筑技术等科学技术的进步，为黄河的保护治理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科技支撑，也为中华水利科技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幸福安康，因此要深刻认识科技是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的国之利器，要发扬黄河文化中术业有专攻的精神，补足治黄科技中缺乏理论概括、缺乏定量分析、缺乏科学实验的短板，解决好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的突出矛盾，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实现黄河流域水利高质量发展。
（三）挖掘华夏始祖、同根同源的民族认同宝库
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字起源之地，中华文脉肇兴于此。作为东方文明标志的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大多在此发端完善。孔子周游列国的踪迹主要在中原诸国，道家老子在函谷关完成了饱含朴素辩证法的中华哲学宝典《道德经》。法家韩非子、李斯、商鞅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法家主张。墨家、杂家、名家等创始人或集大成者的主要活动区域也在黄河文化区，还有佛家的禅宗、天合宗、净土宗、临济宗等，黄河文化的兼容并包、博大精深，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更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品格，留下了永恒的国学经典、浩如烟海的人文典籍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此外，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主流意识亦是萌发于黄河泛滥大禹治水的逆境中。秦统一后，在黄河流域建立了首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树起了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大融合的文化大旗。此后，中央王朝的疆土版图以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为中心，不断向周边拓展，并通过经济文化交流、人口迁徙等将价值理念向华夏大地扩散，促使统一融合成为炎黄子孙的共同追求与信仰。这种诞生于人与河流的互动，成长于丰富的社会实践，孕育了万姓同根、万宗同源的民族心理和大统、大融合的主流意识构成了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来源和团结奋进的精神文化支柱，成为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力量和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这种“同根同源”的民族心理和“大一统”的主流意识，使得植根于黄河流域的红色文化必然携带着追求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基因。在抗日战争中，黄河流域红色文化的主旋律是救亡图存、保家卫国，它激发了中华儿女空前的民族认同感以及强大的凝聚力，在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推动中国取得战争胜利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当下，恪守对黄河文化本源的敬畏，弘扬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守护好全球中华儿女共同的心灵故乡、海内外炎黄子孙共有的精神家园，对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铜墙铁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层面的伟大力量极具重要意义。
（四）挖掘气势磅礴、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宝库
九曲黄河奔腾向前，其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熏陶浸染着民族心理，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民族品格。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远古神话传说都诞生于黄河流域，他们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回应大自然对人类生存的挑战，激励了中华民族为生存、为幸福生活奋斗的信心，构成了中华民族追求美好梦想的动力之源，这种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流传至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勇向前。同时黄河作为一条忧患的河，凝聚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与苦难的斗争史。黄河历史上决口泛滥1500余次，大改道26次，水患范围北到海河，南达江淮。与黄河水患的搏斗造就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品性和顽强的生命力，促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不惧艰险、敢于斗争、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坚韧刚强的精神品格。可以说，艰辛的黄河治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史、斗争史，也成为了激励中华民族不断奋勇前进的重要动力。这种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甚至在民族危亡之际充分迸发出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她带领我们取得了抗战的胜利，赢得了民族独立。
当前我们已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处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复兴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我们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和各种重大斗争考验，更要弘扬延续黄河血脉中的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才能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
（五）挖掘润泽民生、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宝库
兴水利治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在古代，我国 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现代，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然而黄河的游荡性、多沙性，决定了黄河流域的多灾多难。从远古时代的大禹治水保百姓一方安乐到如今黄河流域已经建成的小浪底等水库群、在建的黄藏寺水利枢纽和即将建设的黑山峡、古贤等水利工程，兴修水利、治理水患成为我国从古至今保障基本民生的重要举措，亘古不变。通过治理黄河，人们逐渐在平原地区居住，进而开拓疆土、繁衍人口、发展经济，推进社会进步。通过开展大规模引黄灌溉建设润泽流域人民，使水旱灾害区变为沃野千里的粮食供应基地和基本经济区，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基本保障。这千百年黄河治理发展历程中，涌现出“民惟邦本”“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影响后世的一系列民本思想，自始至终彰显着“大同”“小康”“天下为公”的理想，与当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脉相承。但是，千百年来治黄过程中的安民、重民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起到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维护统治阶级稳定的作用，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治黄是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为目标，因此也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治黄才实现了黄河的真正安澜。从“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从《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我们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不断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流域治理开发的现实路径，才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光辉业绩，使古老黄河发生沧桑巨变，从“中华之忧患”变为一条利民之河、安澜之河，成为中国粮仓丰廪的重要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流域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依托，为世界大河保护与治理树立了典范，为流域人民的安居乐业、幸福生活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
当前，我们正处于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新征程上，幸福河的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把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强黄河治理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辉煌成就，向人民交上一份成绩优异的答卷。
（六）挖掘团结治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宝库
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也是各族人民兴水利、除水害的奋斗史。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发生了无数的关乎经济、社会的大事件，而唯有“治水”这件事始终伴随着整个中国的历史，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演进和王朝更替。远古时期，先民“择丘陵而处之”以避让洪水，后来因生活空间有限，不得不向平原扩展时，人们选择了直面洪水，开始在居住地周国垒土挡水，即鲧的“障洪水”，但是保护范围有限，效果不理想，历时九年未能平息洪水灾祸。鲧的儿子禹总结、检讨 “障洪水”失败的教训，改为以“导”为主的方法，利用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疏通了九河，用了13年的时间，终于把黄河水引入海。因禹整治黄河水患有功，受舜禅让继帝位，于公元前21 世纪，在黄河下游建立了夏王朝，《左传》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大禹治水成功的原因除了尊重自然、因势利导以外，在组织管理、政治策略上的做法也值得肯定，他不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且成功地联合了其他部族的人群共同治水。随着夏王朝的建立，使得原各地域性群体被融入更大更稳定的联盟之中，有组织的开展社会生产活动，实现了以国家政权为主导的统一治水行动。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传统中国社会以农业为支柱产业，而农业又以治水为前提，兴水利、除水害的重要性在黄河流域尤为突出。我国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条件决定了历朝历代施行以国家政权为主导的水治理体制，一些知名学者将组织大规模人力协作兴建治水工程、高度集中完成治水任务的中央集权模式称为东方治水社会。历代劳动人民与治河先贤为治理黄河水旱灾害进行了艰苦的实践探索，但由于黄河复杂难治且受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制度制约，或因河政松懈废弛，或因治理措施顾此失彼，黄河为患的局面始终没有根本改观。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治黄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组织沿黄军民开展了四次大规模黄河堤防建设，筑成了保障黄河安澜的千里堤防。实施全河“一盆水”黄河水量统一调度，在上游修建了龙羊峡、刘家峡、黄河源、公伯峡等水电站，中下游修建了万家寨水利枢纽、三门峡水利枢纽、小浪底水利枢纽，实现了对水沙联合调控，找到了破解黄河保护治理难题的抓手。开展了“拦、排、调、放、挖” 的全流域、全链条黄河泥沙调控方略，为黄河河道减淤提供了重要支撑。
进入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并提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黄河长治久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五大任务。2023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的正式实施，正在开启新时代“黄河大合唱”。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真正实现黄河治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黄河三年两决口的惨痛状况。”
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要求，既是国民经济行稳致远的压舱石，也是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充分体现。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将有限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改革开放以来兴建穿黄而过的南水北调工程等大国重器，还是集中精力在黄河流域防灾救灾、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等领域重点布局，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突出特征，是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飞跃的强大动力，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七）挖掘革命圣地、中流砥柱的红色基因宝库
从高空俯瞰中华大地，黄河犹如一条金色的巨龙，浩浩荡荡、不舍昼夜的穿越九省，流贯万里，最终注入渤海。中华儿女们在这条母亲河的哺育和见证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统一、无私奉献，在反侵略、求民主的革命进程中彰显、熔铸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红色革命文化，并成为黄河文化中最具有活力的组成部分。
茫茫开阔、连接天际的日干乔大沼泽位于四川阿坝州红原县，在这里流淌着九曲黄河第一湾，也是这里草海、泥潭密布，气候无常，被称为陆上“死亡之海”。就是这片泽国，正是上世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地，无数革命先烈长眠于此，将中国革命的思想火种在这里播撒，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在这里展现。长征中，我们党领导红军纵横捭阖，从东南到西北，一路播撒革命的火种。“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黄河岸边、陕北高原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成为中国革命、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的高地。毛主席在陕西延安的窑洞写下中国革命史上最辉煌的系列篇章，《毛泽东选集》四卷共收录159篇文章，有90多篇写于这片热土上。就是在这，在这黄土高原，在这黄河岸边，全党最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发出全民族抗战图存的怒吼——《黄河大合唱》，拉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序幕——东渡黄河。期间所产生的抗大精神、白求恩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劳模精神等，汇聚成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
正是由于延安精神的形成，使得中国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以谱系的方式存在，上下贯通，奔涌不已，随着滚滚黄河奔流向东，兼并吸收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百折不挠、乐于奉献”的太行精神，“艰苦奋斗、顾全大局、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吕梁精神，“艰苦创业、自觉奉献”的贺兰山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在历史的长河里同黄河文化、廉洁文化交接、融贯。
黄河是流淌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之河，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星火燎原，是长征胜利的结束地。延安精神铸就了中国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以谱系式存在的总基调，黄河文化中的红色基因形成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