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河官王化云

在人类与黄河相处的过程中，为了趋利避害，兴利除害，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皓首穷经，前仆后继，从贾让到王景，从贾鲁到潘季驯，从靳辅、陈潢到郭大昌，从李仪祉到人民治理黄河之后的第一任主任王化云，他们都是探求治黄真理的执火者，王化云更是黄河人的领军人物。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任河官，人民治黄机构的第一位领导人。他潜心治理黄河长达四十年之久，他的勤奋和钻研使他从治理黄河的外行迅速成为一位治黄专家，他对事业的忠诚与奉献使他成为人们心目中名副其实的大禹传人。通过王化云的人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民治黄事业从无到有，从初创到辉煌的曲折历程。他在这一历程中所表现出的奉献与求索的精神正是我们努力寻找的、值得我们一代代薪火相传的火种。

政治坚定的清明党风

——王化云早年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经历了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但不管处境多么险恶，斗争多么复杂，条件多么艰苦，道路多么曲折，他对革命事业与治理黄河事业始终充满坚定的信念，不畏艰难，负重开拓。

王化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后担任北平精业中学校长，“一二·九”运动中，积极营救本校被捕的共产党员学生。1937年回到家乡，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先后担任山东省冠县抗日政府县长、鲁西地区行署民政处长冀鲁豫边区行署司法处长等职，广泛发动民众，扩大抗日武装力量，英勇投身反“扫荡”斗争。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

1946年春，在国共两党围绕黄河回归故道的重大斗争中，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成立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任命王化云为主任。

王化云到任之后，针对当时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一面在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高层人士领导下，直接参与了同国民党政府代表面对面的谈判，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水代兵淹没解放区的阴谋，尽可能争取国民党政府提供治河复堤经费和物资，为故道防洪治河创造有利条件；同时，积极动员黄河沿岸群众和治河员工，一手拿锨，一手拿枪，夜以继日抢修故道堤防，冒着枪林弹雨，坚持防洪抢险。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飞机狂轰滥炸的险恶形势下，完成了黄河回归故道不决口的艰巨任务，为保卫解放区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战争年代艰苦创业，创建治黄队伍，在枪林弹雨中组织群众修复堤防，誓死保卫解放区红色家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场场黄河治理开发大进军，王化云始终把确保黄河防洪安全作为第一要务，组织实施黄河堤防建设，致力构建下游防洪工程体系，精心分析判断水情、洪情险情，全面部署指挥黄河防洪抢险。在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及下游两岸军民奋力防守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河下游共发生12次流量大于1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每次洪水都被有效地防守，确保了伏秋大汛不决口，实现了黄河岁岁安澜。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河官，王化云担任治黄机构最高领导职务26年之久，加上“文化大革命”中罢官后被“解放”与20世纪80年代从治黄主要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当顾问的时间，前后共40年。倾40年精力领导组织治理一条闻名中外的河流，这在古今治河史上，还是第一人。在漫长的生涯中，王化云参与领导了此间人民治理黄河的全过程，亲身经历了许多波澜壮阔的重大历史事件，组织实施了一次次治黄大进军。既有初步建成下游防洪工程体系、不分洪战胜1958年大洪水和不遗余力推动小浪底工程上马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得意成功之作，也有因对泥沙问题估计不足，三门峡水库出现严重淤积这样深刻的教训。难能可贵的是，在失误和挫折面前，他没有回避，没有退却，而是认真总结，继续新的探索，不断深化对黄河的认识，矢志不渝地推动治理黄河事业向前发展。甚至在久卧病榻，生命垂危之际，情系黄河之心依然不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忠诚事业的求真政风

——在人民治理黄河事业的漫长进程中，王化云为了寻求黄河治本方策，走遍大河上下，深入调查研究，注重向实践学习，根据各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治河方略，不断推动黄河事业向前发展。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这个论断,王化云始终坚信不移，并贯穿于他的治黄工作中。解放战争时期，他开始到黄河上工作,对于黄河,他听到的是决过多少口,造成多大灾害,看到的是紧张的防汛抢险。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就下定决心了解黄河，研究黄河。他不但如饥似渴地研读有关黄河的书籍，而且开始对黄河进行全面的实地调查。在3年反蒋治黄期间，他就和其他干部、工程师一道徒步走遍了下游沿河工地，边检查指导工作，边进行调查访问。经过2年的实地调查,特别是通过战胜1949年洪水的实践，眼界开阔了,对黄河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实现了流域管理，王化云开始研究如何治本和“变害河为利河”的问题。他深感自己对黄河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全面了解黄河、认识黄河成为当务之急。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他就身体力行，亲自组织并参加对整个黄河流域进行全面、系统、广泛的实地考察。除了汛期外，每年都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深入到堤防险工高原沟壑、工程坝址等治黄一线,实地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从青海到山东的大河上下，凡黄河流经的地方，几乎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和足迹。下游两岸、黄土高原、峡谷坝址、支流河口，到处都挥洒下了他的汗水。无数次的实地调查，极大地丰富了他对黄河的感性认识。在调查过程中,他深入实际,不搞花架子,不走马观花,把每次调查研究都作为一次重要的学习机会。他还经常深入沿黄省(区)宣传黄河，向地方领导汇报黄河情况,听取意见，深受地方领导的重视和支持。1950年3月，为了弄清黄河干流龙(门)孟(津)段的河势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王化云派出了由11人组成的第一-支查勘黄河的队伍。对龙门、三门峡、八里胡同、小浪底4处坝址测绘了地形、地质图,对于坝址有关的河道冲淤、河岸坍塌、沟壑发展、河相关系、交通航运等情况都做了观察记录。对各坝址可能筑坝的高度浸水范围内的自然情况和社会经济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后来，王化云又亲自带队组织了第二次查勘,对区间内的坝址进行了认真的查勘。他不顾辛劳，实地查助勤奋细致的工作为后来三门峡小浪底坝址的提出和确定，奠定了坚实科学的基础。1953年,王化云向毛主席汇报治黄规划方案时，毛主席当面问他规划中提到的干支流坝址是否亲自去过，当得到肯定答复后，毛主席很高兴，夸奖“王化云钻进去了”。

为搞好水土保持工作，他率先垂范，多次走进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地区,实地查勘土壤侵蚀规律，总结各地不同种类的典型治理经验,宣传推广淤地筑坝等技术措施，研究探索水土保持的发展方向，足迹踏遍了黄土高原地区的荒山丘陵,沟谷河川。大泉山、贾家塬、韭园沟、无定河、窟野河、秃尾河、黄甫川等地，都洒下了他的汗水。1953年，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汛抗旱、开展水土保持的意见后，黄委会加大了水土保持力度,除了成立水土保持处外，更加重视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经验方面的工作。王化云以身作则,深人实地进行水土保持调查研究,在报告中,提出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4大自然因素，即黄土松、坡度陡、暴风大、植被差;总结出了大泉山贾家塬、韭园沟等先进典型,并在第一次全国水土保持会议上汇报介绍。从此，在黄河水土保持工作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到群众中去,努力寻找成功经验和先进典型，并及时总结宣传推广。

    王化云一生高度重视实地考察和科学研究。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亲自率队伍,驱车行程数千公里，到西北、川西、滇北、甘南等地查勘调查。他从年过半百到古稀之年，曾两度深人河源地区考察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第一次是1958年1月份，为搞清引来的长江水能否送到西北千旱山区,亲自率领6人查勘组，先后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境内进行实地调查。1985年，退居二线后已经78岁的王化云同志,仍亲自率队,到黄河上游河源地区,对黄河河源、扎陵湖、鄂陵湖及通天河重点引水枢纽坝址进行考察，研究河源地区开发利用和南水北调等问题。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到达河源，转而到甘肃省西兰公路沿线的定西、平凉、庆阳三地区的定西、静宁、平凉、泾川、宁县和庆阳等县考察了水土保持工作。每到一地，总要宣传治黄工作，了解水利建设情况和对治黄工作的意见,看望治黄一线职工。

    他不但在黄河流域实地调查，而且注重借鉴外流域的治理经验，亲自带领黄委会的干部对长江、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珠江等国内其他大江大河的治理进行了实地学习考察。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学到治河知识，王化云还请政务院写信,介绍到东北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参观，到石漫滩、板桥、薄山、南湾、佛子岭水库，荆江分洪工程参观学习。当他听说号称东北“泥龙”的辽宁省红柳河因建水库拦沙，河水变清，防止了水灾,水库已处于冲淤平衡状态时,他就立即赶去考察。

每次查勘，他都非常重视，亲自动员，提出搞好查勘工作必须做到“四勤”,即腿勤、手勤、口勤、脑勤。为了取得某些现场资料，每个需要走到的地方都要坚持走到，不管是山高、路远、坡陡、沟深。在调查研究中“不惟上、不惟书，要惟实”，考虑和处理问题,坚持切从实际出发，即使成功经验，也要结合实际,遵循试验—示范—推广—再试验—再示范—再推广的程序。

王化云在注重实地调查的同时，还非常善于总结、研究、提高，并使这种调查结果和研究结论形成认识上的升华。新中国成立伊始，王化云认识到：人民治黄之初，首先应扭转黄河为害的历史，宽河固堤，确保防洪安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治黄的根本解决之道却不在下游，治黄的目的也不能仅满足于防洪保安全，应该对黄河进行更为全面、综合的考虑。1949年8月,王化云起草了《治理黄河初步意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治河思想:“我们治理黄河的目的，应该是变害河为利河;治理黄河的方针，应该是防灾与兴利并重,上、中、下三游统筹，干流和支流兼顾”;“治河是应该以整个流域为对象的”。1952年5月，他在《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意见》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除害兴利，蓄水拦沙”的治黄方略。1955年，在全国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邓子恢副总理作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王化云的主要治河观点“除害兴利，蓄水拦沙”，在这一报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960年三门峡水库建成投入运用后不久，水库发生严重淤积，渭河下游防洪，西安及关中平原的安全受到严重影响。1964年周恩来总理主持治理黄河会议，研究确定了“确保下游,确保西安”的原则,决定对三门峡工程进行改建,增加泄流排沙能力。金天。通过深刻反思，王化云认识到,黄河作为一条世界上输沙量、含沙量最大的河流,解决洪水泥沙问题,必须上下游统筹考虑,“上拦”结合“下排”,进行综合治理。通过对黄河洪水泥沙的再认识，王化云逐步形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防御洪水，处理泥沙的治河思想。20世纪70年代后期，为了控制黄河下游洪水威胁，王化云积极主张修建小浪底水库，提出了“调水调沙”的初步设想。为了推动工程上马，多方奔走呼吁，实地考察研究，组织科技攻关，反复优化方案，直到晚年生命垂危，依然魂萦梦绕，心血相倾。

王化云治黄思想体系的形成，就是在不断的调查研究、实践、认识，再调查、再研究、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趋于完普、不断发展的。

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

——在长达几十年的治理黄河领导岗位上，王化云深入群众，关心治黄职工生活，严于律己，谦和待人，注重团结广大水利专家和治黄科技工作者，克难攻坚，共同推动治黄工作向前发展，为治黄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一生。

    王化云初任河官，身负重荷，求贤若渴。因为古今治河，最紧要的自然还是防洪专家人才，但当时在战争连绵、远离都市的解放区，这样的人才却像稀世珍品般的缺乏。他发挥自己曾任民政处长的优势，把最现实的治黄线索—《行署干部花名册》找来逐次查寻，发现湖西专区烈士陵园工程处有个名叫马静庭的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技术干部，不禁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连忙提请行署把他调了过来，同时赴调的还有赵秦丹、单生、田雨夫等几个年轻人。继而王化云听说东明县有个老者贺泮藻，曾在国民党政府黄河河北分局任过副局长，在埽工和堵口上很有套，也立即派人专程相请，聘做技术顾问，以礼相待。不久，晋绥边区政府和南京地下党组织先后介绍过来两位工程师，一名曲万里，一名蒲亚林。曲万里乃清华大学毕业，二十七八岁，个子不高，长得十分清秀，政治、业务素质都很不错。蒲亚林毕业于重庆大学，此前在扬子江治理委员会工作，曾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失落及姑表兄妹联姻个人生活的舆论压力，多有挫折。此时适逢黄河事起，也随中共谈判代表王笑一由南京来到菏泽。王化云为其恢复了组织关系，生活多加关怀，使之安心治黄。与此同时，冀鲁豫区第一、第二中学还分来朱占喜、郭国材、许道斋等十余名学生，准备以此为基础组建测量队。就这样，这些专业学子热血青年，经历各异，殊途同归，汇聚在中国共产党河官王化云摩下，构成了新生的人民治黄机构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初期，黄委会专门设立顾问室，聘请张光斗、冯景兰、张伯声等知名专家、教授担任顾问，从他们那里懂得了如何修堤、打坝、堵决口，懂得了黄河为害的根源是泥沙问题，黄河防汛不仅要防流量，还要防洪水位，懂得了险工坝头冲刷“够不够，三丈六”的道理，黄河“善淤、善决、善徙”的特性和“束水攻沙”治河方略等。

治黄实践中，他不仅虚心向专家学习，还注重向群众学习。1955年,当他听说黄土高原地区的大泉山经过张风林、高进才两位看庙和尚十几年治理,控制了水土,林茂粮丰,沟里细水长流,贾家塬的地主治沟时所打的土坝200年不垮,粮食年年丰收的情况后，如获至宝，随即乘火车、坐牛车、骑毛驴前往调查淤地坝的成功经验。在赴河源地区考察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中,他坚持一定要深入牧业点、农事点亲自了解情况,取得第一手资料。查勘中，他关心群众疾苦，进农舍、钻帐篷，亲自了解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为了根治黄河，他一边走、一边观察、一边记录，向农民群众访问、请教。有些术语技术,群众听不懂，就把调查中常用的词汇挑出来，采用群众容易听懂的语言。经过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提出了治理黄河除害兴利的见解和方案。他还到沿黄各省(区)向党政领导汇报，征求意见，使认识和治理方案更加完整全面。最后，到北京向水利部和有关国家部委汇报。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年年听取王化云汇报，取得了党政领导的支持，这是王化云带领黄河职工，沿河广大干部群众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战，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克己奉公的清廉家风

——曾与王化云共事，后接任黄委会主任的袁隆说：“化云同志一生廉洁自律，没有请过部领导的客，更没有送过礼，也没有接收过职工的东西，两袖清风，勤俭干事业。”王化云的子女在《老父亲王化云》一书也专门提到父亲几十年言传身教的清廉家风。

1947年的春天，王化云到河北武安县冶陶村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去汇报工作。刚到门口就碰到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同志。他看到王化云，第一句话就是:“化云同志，你要钱可是要得云天雾地呀!”王化云一听这话，心中咯噔一紧，知道薄一波同志已经看到冀鲁豫边区上交的黄河抗洪防汛报告，一定是嫌抗洪预算要的钱太多了!于是赶紧涨红着脸说:“我先把情况汇报汇报。”听汇报的，除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滕代远、杨立三等领导。

其实，在这艰苦的战争年代，王化云何尝不明了中央经费的紧张。平日，他就常常告诫黄委会从事财务工作的同志:“一名财务工作人员首先要具备的品质是手脚干净，因为你们是管钱管物的，管钱管物就要为国家当好家、理好财，就要慎之又慎、精打细算。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因为这钱来之不易，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换来的。”

所以，虽然他已经出任河官一年，走遍了黄河下游险工，有了复堤浚河初步实践，但还是不敢对防汛预算有丝毫大意。于是，总是首先自己踏踏实实走下去摸清情况，然后认认真真坐下来，与负责工程技术、材料采购的同志和财务人员一起，共同对黄河下游各处险工修复所需要的材料和经费进行一遍遍的考察和核算。力图让每一笔经费都有理有据，既保证抗洪需要，又不浪费人民群众一分一厘钱。

听了王化云准确、详尽的汇报，几位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商议之后，决定批准这个黄河抗洪预算，并具体通过全区统筹的办法来解决。1949年，又是一个汛前心弦紧绷的春天。父亲听取了黄河下游几个修防处的汇报，并对1947年和1948年两次抗洪抢险年度收支情况进行了总结算，再经多次复算后，提出了1949年防汛工程预算。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杨秀峰也嫌这个工程预算要的钱太多。王化云说:“少了不行啊，黄河要决口的!”杨秀峰同志说:“决了口杀你的头!”王化云说:“杀了我的头，也保证不了不决口。”杨秀峰同志作风很民主，跟王化云吵了-通之后，还是给增加了一些经费。

可巧，从1947年到1949年，黄河都来了大洪水，有了经费保证的岁修工程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是王化云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为黄河抗洪防汛最早向中央要钱的情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王化云多年主持治理黄河的工作中，那可真是没少到中央要钱。

王化云做了为期四十年的一代河官，一辈子经手了成千上万的治黄经费与器材，为防洪、为治黄，敢向中央要钱要得“云天雾地”。而对家庭与私产一直坚持极其谨慎与自律的原则，以确保自己一生始终干干净净、心无旁骛，可以专心致志、全心全意地投身到无比钟爱的治黄事业中。

1992年，王化云去世时，留给四个孩子每人5000元的遗产。而这，还是妻子一辈子省吃俭用、一分一厘从日常生活中积攒下来的，真真实实就是王化云一辈子的工资收入，是他的全部家产。

王化云在工作中如此，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关爱与严格并重。“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长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鲁迅先生这首诗中所表达的，是天下父亲与之相通的怜子情怀。

据王化云的子女们回忆，在他们小时候，很少在家看到父亲。那正是父亲初任河官的几年，几乎整年都在黄河上奔波。他虽然很忙，可只要一回到家.就总是利用吃饭的时间与我们兄弟谈话，了解我们在学校的表现。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但从来不打不骂。

只有一次例外，为的是小儿子菏平逃学。那天他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却没有去上学，看看四周无人，便把书包挂在夹道墙上跑出去玩了起来。等机关下班钟敲响，才取下书包回家吃饭。哪知道书包正好挂在父亲办公室外墙上，这还能不露馅?一顿打是逃不掉了。母亲在一旁也不担护他，还说:一该打，正事不干，撵鸣鷭蛋!”这几巴掌让菏平辈子都记住了什么是自己的“正事”!

三兄弟先后在北京上大学期间，每次父亲到北京开会，都会通知我们到他住的宾馆去短暂相聚。晚上睡觉前，会询问我们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状况，讲讲家中母亲对我们的关心和牵挂，亲情满满、其乐融融。

1973年，父亲到天津开水利会议。当时三兄弟中振岳的爱人仝昭巍在天津三机部一一个工厂工作，星期天去看望父亲。吃饭时父亲用筷子去夹大虾，同桌的钱正英副部长知道他从不吃鱼虾，就风趣地说:“怎么?老龙王也要吃你的虾兵蟹将啦?”父亲说:“不是我吃，是给我闺女吃。”钱部长笑着说:“哟! 你可真疼你的闺女呀。”

大孙女出生时，父亲在机关“计划生育”动员会上高高兴兴地说:“咱们现在是新社会，男孩女孩都-样。我就给大孙女起名‘小爱爱’，意思是，爷爷也爱，奶奶也爱’。”

父亲高龄之后，更是将孙子孙女们的照片随身带着，时不时会忍不住拿出来显摆显摆。

父亲晚年病重在北京住院，菏平常常会利用出差机会去看望。只要父亲得知了消息，就会激动得连续几天都睡不好觉，舐犊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父亲又始终坚守着一个原则，井且会常常明示给我们:“你们(指我们兄第三人)将来都要靠自己，不要靠老子，老子是靠不住的，你们都要自力更生。”

父亲确实没有留给我们“房屋和“金钱”，没有为我们铺架商助大点“财贷”，但他为我们情就了条正直的人生之路，不管能力大小，都不做坏事，而要尽力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长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