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
移动版
在巍峨的太行山下，源远流长的黄河之滨，富饶美丽的华北平原上，有这样一个地方——她北依太行，南临黄河，跨越黄河、海河两大流域；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着仰韶、龙山文化遗址；牧野大战、孔子杏坛讲学、张良刺秦、官渡之战等一个个历史事件在这里发生和演绎。她——就是新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她曾是平原省省会，现为河南省省辖市。她兴于黄河、昌于黄河，黄河曾在这片沃土孕育了千年的灿烂文明。今天，让我们踏着历史的印记、穿越那千年的时空，去拨开那烟锁尘封的历史，寻找那古黄河的印记……
逐水而居 因河而兴
新乡古称庸，春秋属卫国，战国属魏国，汉为获嘉。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年，始置新乡县。
黄河，自远古不断冲淤着新乡大地，为这里的茂密丛林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也为形成了良好渔猎采集地，久而久之，这里便成了人类的活动聚集地。
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坶野矣。”坶，本指商周畜牧业经济中对牛、羊、猪、狗、马的人工驯养与放牧。可见，在商代武丁时期，新乡便因土地平旷、水草肥美而成为朝歌郊外的农、畜牧业基地，故新乡有“牧野之乡”之称，黄河对古牧野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那时的黄河不仅给新乡留下了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水源，还为这片大地留下了灿烂的文化。考古发现，新乡有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中就有面积12万平方米的龙山时期古城，孟庄遗址还曾发现仰韶时期的大型连间房基，辉县褚丘发现了商代贵族墓葬，所出土的子龙鼎更被专家称为司母戊大方鼎的“姊妹鼎”。在卫辉和辉县，还发现了战国铸铁遗址，说明新乡地区在战国时期已经掌握了先进的铸铁冶炼技术。
北宋以前河道相对稳定的黄河，带来了新乡的长期繁荣发展。以濒临黄河的原阳为例，从西汉到唐宋年间，先后涌现出周勃、陈平等14位官居宰相的著名人物。特别在唐代，有7人官至宰相，有“所在见称”的张亮，有出将入相、气度宽宏的娄师德，有明哲保身、风趣圆滑的杨再思，更有移风易俗、以德服人的杨绾和一门三相的韦氏父子韦思谦、韦承庆、韦嗣立。历史上，原阳还留下了“跪履三约”“细柳屯兵”“唾面自干”“毛遂自荐”等千古美谈，原阳也由此成为“宰相之乡”和“成语之乡”。晋代陆机，唐代李白、杜甫、李商隐、李贺，宋代欧阳修、苏轼、梅尧臣、唐奉等诗词大家也在这里留下了优美诗篇。南宋罗泌《路史·禅通记》记载，造字有功被黄帝任命史宦的仓颉，也生于原阳。西汉初期生于原阳的丞相、历算术家张仓，其侧辅校正的《九章算术》，更是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乃至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新研制的成功构建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仍以“九章”命名。
太行巍巍，黄河汤汤。新乡，虽非历朝历代的国都，却在神话传说与历史记载中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经典。水神共工勇“堵”洪水泛滥，子路治蒲孔子三称其“善”；鸣条之战促使夏商更替，牧野之战导致商周改朝；比干剖心谏纣受世人敬仰，姜太公兴周封神于天下；张良刺秦掀起抗秦暴政的高潮，官渡之战创造以少胜多的奇迹；陈桥兵变造就大宋江山，岳飞抗金留下十八营盘……
大河汤汤，盛世煌煌。翻开现今的地图，原阳的沙岭、回湾、夹滩，封丘的顺河街、河东、堤湾，长垣的大浪口、小堤西、东河集，延津的新堤、沙门、河道村……一个个与黄河有关的地名，在有着“诗经之乡”美誉的新乡，仍在讲述着古黄河的故事，展现着曾经的盛世，诉说着历史的繁华。
大河遗落 故道探寻
黄河九曲十八弯，这里是最后一道弯。
在封丘黄河大堤上，矗立着一座“铜瓦厢决口处”纪念碑。铜瓦厢，是黄河“几”字弯最后一处大转弯的地方，黄河在此由正东流向变为东北流向。站在黄河“最后一道弯”处，举目远望，河水滔滔，气势磅礴，阒无人迹，曾经的千年古镇早已伴着漫天黄沙消失在天地相接之间，留下的，只有那泛黄的书卷和被黄沙湮灭的记忆。
明嘉靖《兰阳县志》记载：“铜牙城，在县治西北二十五里，俗称铜瓦厢。”铜瓦厢原名铜牙城，秦代为驻军的城池。古镇因河而兴，店铺林立，商贾熙攘。元代曾设铜牙县，明嘉靖年间已为渡口。明清时期，因黄河在此折向东南，沿泗水、淮河入海，铜瓦厢也就成了黄河堤防的险要之地。明弘治五年（1492年），河溢铜牙城，退水后，百姓用筒瓦镶城口，黄色的琉璃瓦贴护了长长一段堤坝，远看如铜墙铁壁，又因此城在黄河之左厢，故名铜瓦厢。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流域河多地发生大暴雨，水势猛涨，多处堤段水与堤平。此时，太平天国军正盘踞长江流域，捻军活跃于江淮，清政府因全力镇压，根本无暇顾及黄河水患。恰逢原河东河道总督突然病逝，新河道总督尚在北京，蒋启敭暂署河道总督，虽奋力抢险，终无法力挽狂澜。6月19日，封丘堤防最终溃决，一河狂涛倾泻而出，铜瓦厢消失于滔滔大河之中。此次决口共波及河南、山东、河北等省10州40余县、3万多平方千米，灾民达700万人。至此，黄河故道全线断流，一条新河道经东明、东阿注入大清河，沿济南、济阳至利津入海。这就是黄河变迁史上最后一次自然大改道。
说起黄河故道，在西汉之前，荥阳、武陟以下有山经故道和禹河故道。《山海经·北山经》中记述了从太行山向东流入大河的各条支流，其中，自漳水以北注入大河的有10条，注入各湖泽的有5条，注入滹沱河的有5条。经考证，山经河在新乡的具体走向为：武陟东石寺—获嘉照镜—新乡市区北部—卫辉。而《尚书·禹贡》记述的禹河大约是战国及其以前的古黄河，其行径是“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绛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洛汭，即洛水入河处。新乡所辖河段，即为《尚书·禹贡》中“东过洛汭”“至于大伾”的河段。山经河故道在禹河故道之西，先于禹河故道。
历史记载黄河26次大改道中，决口地点直接发生在新乡的就有8次，让新乡河道经历了6次较大的改变。金大定六年（1166年），河决阳武，入梁山泊，之后十几年又多次决口，至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分为3条泛道，于宿迁以下夺泗入海；明昌五年（1194年），“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金史·河渠志》）；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汴梁路阳武县福宁集贺屯村决口，“自此河出阳武县南，而县北之流绝，新乡之流亦绝，水道一变”（清雍正《河南通志》）；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原武黑羊山决口，泛水一分为三，决口后未进行封堵，同年修筑阳武长堤，以保卫开封；正统十三年（1448年），荥泽孙家渡（今原阳盐店庄北、姚村西）和新乡八柳树南北同时决口；清咸丰五年（1855年）农历六月十九，兰阳铜瓦厢三堡以下无工堤段溃决，次日全河夺溜。之后经1938年花园口决口，1947年堵塞花园口，现行河道以铜瓦厢为界，上游为明清故道，下游为1855年决口后形成的河道。
黄河的决溢泛滥曾让号称“四渎”之一的济水埋没于黄沙之下，空留下济南、济阳、济源、济宁这样的地名，花柳繁华的古沐水亦难觅踪迹，“烟波浩荡八百里”的梁山泊于明清被淤为平地，七朝古都开封曾7次被黄河淹没，亦给新乡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谁言为利多于害，我谓长浑未始清。西至昆仑东至海，其间多少不平声。”这首宋代诗人邵雍表达悲愤的古诗，正是千百年来黄河灾患的真实写照。
黄河水患，有人为因素，亦有自身特点造成的原因。现代治水名人李仪祉分析黄河为患之症结时说：“言黄河之病，莫不知其由于善淤、善决、善徙，而徙由于决，决由于淤，是其病源。”一语道中千年河患之根源。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的特性，让黄河成为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治理的河流。现今的黄河新乡段仍为典型的游荡性河道，“槽高、滩低、堤根洼”，极易发生“斜河”“横河”，危及堤防安全。其河段内5项黄河下游之最——最宽的河道断面、最大的临背悬差、最大的河道横比降、最多的滩区人口、最大的蓄滞洪区，更为防汛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特别是铜瓦厢上游不远的曹岗险工，河床比大堤背水面地面高出10米，让新乡黄河成为名副其实的“天河”“悬河”，成就了“黄河之险，险在河南，河南之险，险在新乡”之说。
三堤聚首 古堤犹存
说起黄河大堤，首先要上溯到上古时期。共工、鲧、大禹等著名神话人物，都与“堤”的创造和发明有关。
那时，人们逐水草而居，共工所在部落位于黄河岸边，为御洪水，用土、石修筑起了简单的堤埂，这就是传说中共工“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治水方法。鲧治水，不仅将筑城技术用于筑堤，面临洪水，还“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山海经·内经》），不过盗窃“息壤”终被天帝发现，并派火神杀死了他。大禹治水采取的是疏导法，即“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国语·郑语下》），利用局部修建堤防宣泄洪水，最终取得了成功。这些虽然都有传说的成分，却也生动反映了黄河堤防的发展历史。至于西汉贾让所说的“堤防之作，近起战国”（《汉书·沟洫志》），应该是战国时期诸侯国大规模修筑长堤的开始。
受历代河道变迁、冲决影响，目前，新乡遗存并发挥作用的堤防大多是明、清“民埝”加固续建而成，总长218千米，其中，临黄堤153千米，上接武陟，下连濮阳。封丘鹅湾以上堤防始建于明弘治三年（1490年），在弘治、嘉靖、万历年间曾有5次修筑，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也曾有过多次修缮，后又多次加修，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鹅湾以下堤防是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所修堤防的基础上修筑而成。
贯孟堤上自封丘鹅湾，下至长垣姜堂，长21.12千米。自铜瓦厢改道后，长垣临黄河大堤自大车集起与太行堤相连接，唯大车集与鹅湾之间的15.5千米，沿河居民屡受漫溢之苦。1921年，当时的河南灾区救济会（后改为河南华洋义赈会）修建新堤一道，由鹅湾至吴楼长12.5千米，以下工程因右岸兰封（今兰考）绅民反对而告终，村民称这段堤为“华洋民堰”。1934年8月，黄河涨水漫滩，贯台串沟过水，直冲长垣大车集，至石头庄大堤，共决口4处，当时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同黄河水灾救灾委员会工赈组、黄河水利委员会及豫、冀两省建设厅决定加修此处大堤，延长至长垣孟岗，取名贯孟堤。
贯孟堤
太行堤，现指长垣大车集至延津魏丘集的44千米堤防。明弘治年间，白昂修堤后，黄河左岸又有数处决口，俱入张秋运河，形势严峻。弘治八年（1495年），副都御史刘大夏修堤一道，因该堤由西南至东北透施而去，犹如山峦叠峰，其走向与晋冀之地的太行山脉遥相呼应，故名太行堤。清初，利用古阳堤将太行堤延长至武陟木滦店。咸丰五年（1855年），河决铜瓦厢，太行堤中间一段被河水冲毁，右岸大堤的残堤头称为东坝头，左岸的残堤头称为西坝头。古太行堤现存上下两段，上段起自延津胙城，经封丘，至长垣大车集，其中，自武陟木滦店到新乡袁周村段大部不显堤形，自袁周村到封丘黄德集仍有残余，延津魏丘集到长垣大车集的太行堤与长垣临黄堤相接；下段起自山东东明阎家潭，经曹县、单县，止于江苏丰县五神庙。
跨越千年，三堤聚首。这3段长堤，作为新乡治黄历史的见证，它们并不孤单。在现今新乡辖区内，还遗存着很多古堤，静静地与黄河故道相伴。它们根据古代的名称和走向，按年限划分大致可分为3类，其中，汉代以前为古阳堤，汉至宋金称金堤，明清时期称太行堤。
古阳堤，亦称汉堤，又称喊堤。堤防因处大河之阳，又系古堤，故称古阳堤。该堤西起获嘉李道堤、东至新乡县洪门乡张堤村北，全长40余千米。此堤在春秋战国时开始修筑，秦汉时已相当完善。明万历《卫辉府志》和清《一统志》便把该堤称为汉堤，并记载：“汉堤，金、河平军节度使奥敦复修，以障黄河。”
金堤，古时西起荥阳界，过原武祝楼，东北经古湾子头、磁固堤等，经黑羊山入阳武，再经后堤、秦家堤入延津。它始建于春秋时期，取固若金汤之意而得名。史书中有秦始皇筑金堤的记载，民间亦有秦始皇“北修长城挡鞑兵，南修金堤挡洪水”的说法。东汉修筑金堤，征调数十万人，费时一年有余。明弘治元年（1488年），河道大变，金堤逐渐成为废堤。清雍正年间，金堤停用，长达6千余米的金堤唯福宁集乡至秦庄村一带有遗迹可寻。1996年，砖厂取土过程中发现大面积战国、汉代夯筑的金堤，2002年7月在金堤发掘过程中又发现大量抢险用的穿孔石料。2008年，新乡市委编纂的《新乡韵——历史文化集萃》中将黄河金堤列为“新乡十大文化遗存”之一。
太行堤在延津境内长40余千米，此段太行堤不仅是文物，而且也是阻挡北部黄河故道风沙、佑护庄稼的屏障。主要遗存在延津王堤村东，新乡市曾在经开区化纤厂南修建太行堤遗址公园。
新乡境内，现存的黄河古堤主要有：高新区油坊堤村黄河古堤，原名大金堤，长185米，距现地表高1.3米至4.4米，年代不详；原阳福宁集秦庄黄河古堤（金堤），东汉王景修建，现存高约2米，长近200米；延津沙门城址（即吴起城）、化肥厂区域宋金时期的黄河古堤；新乡县北焦田庄附近的汉代古堤，与《后汉书·王景传》记载的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筑堤吻合。
此外，在原阳白庙村东北有一大王庙，现存有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绞龙碑”碑刻一通，碑中记述了沁水流经白庙村黄河故道的史实，故该碑又称“黄沁交流碑”。2006年，白庙村对大王庙进行重修，辟成“黄河博物馆”，黄委原主任袁隆曾亲笔为其题写馆名。
历览长河 谁竞风流
长垣周营控导工程有一道坝，名为杨耿坝，坝头上挺立一座雄伟汉白玉雕塑，雕像的主角就是抗洪英雄杨庆坤和耿高升。
杨庆坤和耿高升只是民国时期长垣的普通河兵，用两人的姓氏命名为工程命名，黄河上并不多见，这个名字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呢？
周营控导工程
周营控导工程位于长垣后马寨村东，1933年8月12日，花园口洪峰流量18700立方米每秒，太行堤决口7处，临黄堤决口33处，长垣县城内90%以上被淹，决口的3处来水均来自冯楼附近的滩岸串沟。1934年3月10日夜，堵口中正在合拢的拦水坝陡然下沉，顷刻间，原9米宽的口门就被冲刷成20余米，河兵班长杨庆坤和河兵耿高升正在船上作业，来不及后撤，随船沉入到水底，以身殉职。事后，经数万修坝百姓和河兵请愿，最终以两人姓氏命名此坝，以纪念两位河兵。
杨庆坤和耿高升只是千万治黄人物的两个代表。历览千年治黄史，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有在两汉之交率卒数十万、自荥阳至千乘（今利津）修筑“千里”大堤、创造性实施“十里立一水门”工程的王景，有明代修筑太行堤的刘大夏，有“以砖代埽”指挥原阳决口抢险的清河道总督栗毓美，有发明锥探灌浆技术消除堤防隐患、被毛主席亲自接见并合影的封丘黄河修防段修防工人靳钊，还有禹、郑国、贾让、王安石、潘季驯等治黄名人，都在新乡治黄史上留下了不灭印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刘大夏和栗毓美。
刘大夏，明朝中期名臣、诗人，曾辅佐明孝宗实现“弘治中兴”。明弘治五年（1492年），黄河决封丘金龙口，溃仪封（今兰考）黄陵岗。次年，身为右副都御史的刘大夏，采取“北堵南分，引水入淮”的方法主持治河，先在上游疏通孙家渡河、四府营河以分水势，又在黄河左岸修筑大小两道长堤。其中，大堤起自胙城，经滑县、长垣、东明、曹州、曹县，抵达虞城，亦称太行堤；小堤起于家店，经铜瓦厢、东桥，抵达小宋集。两堤前后策应，形成双保险。此次治河也就促成了后来持续300多年明清河道雏形的形成，自此，黄河北流被断绝，重新流入兰阳、考城河段，经徐州、归德、宿迁，流入淮河最终入海，一直持续到铜瓦厢决口。对于他所修建的太行堤，历史上也多有赞誉，由于其“关系黄、沁并卫河运道重门保障”，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曾多次进行加修。现太行堤封丘黄德集到大车集段与临黄堤相连，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栗毓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河东河道总督，主持豫、鲁两省河务。同年秋，黄河左岸原武、阳武（今原阳县境）两串沟分溜，刷成支河，险情严重。栗毓美在指挥抢险时发现，这一带堤防原不靠河，料物严重不足，故收民砖，试抛砖坝抢护。经40个昼夜抢修，筑长短砖坝60余道，终化险为夷。栗毓美组织建造的这些以砖砌成的堤坝，一直保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2008年，曾在原阳黄河堤防64坝前发现砖坝。道光十六年（1836年），阳武三堡串沟过溜，串沟宽40余米，深1米至3米，栗毓美再次采用砖坝截堵串沟，效果显著。之后，他向皇帝上书，建议沿堤多置砖窑，烧制大砖，以备工用。大砖中有圆孔，可穿绳连接用于抛修，亦可用于砌筑坝体，为抢险技术的一次革新。位于郑州的黄河博物馆就收藏有栗毓美抢险用的河砖。
从传说中大禹“疏川导滞”到西汉贾让“治河三策”，从东汉王景“十里一水门”到明代潘季驯“束水攻沙”……回望历史长河，一位位治黄名人、一代代治黄先烈，他们呕心沥血，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受旧时制度、经济、生产力等因素影响，水患依然未得到彻底根治！
1946年的花园口决口堵复、黄河回归故道，开启了人民治理黄河的新篇章。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都对黄河治理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关心。1952年，毛主席第一次出京视察就亲临黄河，提出了“如果河水涨到天上去怎么办”的担忧，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1955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规划了治理黄河的蓝图。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黄事业进入全面治理、综合开发的历史新阶段。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发出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2022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搭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柱”，擘画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
经过70多年人民治理黄河的实践，经过一代代治黄工作者不懈探索，当代治黄人先后提出了“宽河固堤”“蓄水拦沙”“调水调沙，稳定主槽，政策补偿”和“上拦下排、两岸分滞”控制洪水，“拦、排、放、调、挖”处理泥沙等治河方略。
人民治理黄河后，新乡黄河也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工程建设，使各项治黄工作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黄河为害的局面得到彻底扭转，成为一条利民之河、安澜之河。
为加固堤防，新乡先后数次大规模的复堤加培，完成土方2016万立方米，将黄河大堤普遍加高2米至3米，帮宽10米至15米，建设控导工程16处，共计803座坝、垛、护岸，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河道工程体系，基本达到花园口22000立方米每秒的行洪设计标准。同时，新乡积极开展标准化堤防建设，在堤防上种植树木2480公顷、草皮2433公顷，建设景点10余处，将固若金汤的长堤打造成为“生态景观线”和“绿色长廊”。
在引黄供水上，1952年，人民胜利渠为新乡送去第一股黄河水，新乡引黄灌溉大幕由此拉开。继“稻县长”乔永庆通过实施“引黄稻改”将5万多公顷盐碱地变成了稻田，浇出了远销欧美的“中国第一米”后，新乡还建设了周营水源厂，实现了“引黄入滑”，促成“引黄入内”。并修建11座引黄涵闸和2处虹吸，自1977年有记录以来，累计引水300多亿立方米。
人民治理黄河以来，新乡先后战胜1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洪水10次，特别是战胜了1958年22300立方米每秒和1982年15300立方米每秒两次特大洪水。20世纪末以来，战胜了1992年8月6260立方米每秒高含沙、高水位洪水，1996年8月7600立方米每秒洪水和2003年黄河秋汛、2021年黄河秋汛，用实际行动确保了新乡黄河的岁岁安澜。
烟锁尘封，俱成往矣。回望过去，“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害河”早已成为历史。
新乡黄河与郑新黄河大桥
九曲黄河，奔腾不息。展望未来，那条生机勃勃的大河，那条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在牧野大地，正缓缓展开优美的画卷！（李留刚）
责任编辑：康春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