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源 大河之都

炎黄二帝像

郑州位于黄河中下游之交，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农耕条件，为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文明在此绵延生长，老奶奶庙遗址、裴李岗遗址、西山古城址等遗址资源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见证。中华文明始祖黄帝在此降生，禹都阳城、商汤亳都等夏商早期文明遗址坐落于此，儒、道、佛三教文化荟萃，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宇宙观念、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由此形成。

黄河滋养了郑州地区人类文明的兴盛壮大，为郑州成为“文明之源、大河之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今，作为一座浸透了黄河文化的城市，郑州紧紧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机遇，扛起打造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的历史重任，努力为建设具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鲜明特征的国家中心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交出新时代的精彩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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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文明中国发展历程

有考古界的专家认为，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丰富、更系统；没有哪一个地区像郑州一样文明发展从未断线，从氏族时代到封建帝王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郑州北临黄河，西依嵩山，山河之间，是历史滚滚的尘烟。等尘埃落定，郑州如一颗明珠，闪耀出它的前世今生——郑州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实证地，这里有距今10万年的织机洞遗址、1万年的李家沟遗址、8000多年的裴李岗遗址、6800多年的大河村遗址、5300多年的双槐树遗址、4100多年的王城岗遗址、3600多年的商城遗址……周代，管、郐、虢、祭、密、郑、韩等诸侯国先后建都于此；秦代郑州地区分属三川郡、颍川郡；隋代将荥州改名为郑州，此名始得启用；唐代在巩义设置全国最早、最大的唐三彩窑；宋代的嵩阳书院是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这里完成的；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在登封修建观星台，并以此收集天文数据成功编制《授时历》；明代“救时良相”高拱是新郑人，培养提拔了治河名臣潘季驯等一大批能臣良将；明清时期的康百万庄园以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及留余文化一直启迪后人……

得中原者得天下，郑州因其重要的位置，险要的地势，自古以来便有诸多重要的事件发生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历史“话剧”。邲之战、楚汉鸿沟对峙、官渡之战、杨桥决口和郑工堵口……都在这片历史的天空下留下了痕迹，甚至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值得我们铭记在心。毫无疑问，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郑州，是对华夏文明尤其是黄河文明孕育、创新、发展的全景展示，它拥有黄河沿岸诸多风景名胜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前来寻根拜祖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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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4000多年治水历史

郑州黄河，是黄淮海平原脊轴的“龙头”，是“地上悬河”之首，用12个字形容黄河郑州段，即“悬河头、华北轴、百川口、万古流”。黄河自洛阳偃师进入郑州辖区，西起巩义杨沟，流经巩义、荥阳、惠济、金水、中牟5县（市、区），经中牟狼城岗镇东狼村东入开封境，全长160千米。河道呈“上陡下缓，北高南低，游荡善变，宽浅散乱”等态势。此段主要支流有洛河、汜水河、枯河等。

河洛汇流

相传在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黄河流域发生了一场大洪水，“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史记·五帝本纪》）。尧用鲧治水，鲧用“障水法”，历时数年未能平息水患，被杀于羽山。舜即位后，用鲧的儿子禹治水。禹吸取父亲的教训，以疏导为主，并亲自带领人们工作在一线。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人，终于平治了水患。在他的治理下，洪水泛滥的“荥播”变成有利于生产的荥泽，荥泽西岸成为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地区。可以说，禹开启了郑州地区治河的先声。由于他的功绩卓著，被拥戴为共主，也为夏代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汉代时，黄河水患又严重起来。西汉时期，见于记载的黄河泛滥就达11次。新王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今河南濮阳一带决口，王莽没有采取筑堤修河等措施，致使黄河改道，冲毁了汴河引水口门，向东淹今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导致民不聊生。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汉明帝召见王景，征求治水意见。王景提出自己的规划，很受汉明帝赏识，被委派治理黄河。王景亲自勘测地形，规划堤线，先修筑黄河堤防，从荥阳到千乘海口（今山东利津境内），长数百千米，然后着手整修汴河。

汴河位于黄河以南平原地区，引黄河水通航，沟通黄河、淮河两大流域，是始于战国时期的重要水运通道。它从今郑州西北引黄河水，经过开封、商丘、宿州，至徐州入泗水，再入淮河。黄河南泛时，汴河堤岸很容易被冲毁。引水控制不好，进人渠内的水过多，汴河堤岸也有溃决危险。由于黄河流势经常变化，如何保持取水的稳定是一大难题。

王景对汴河进行了裁弯取直、疏浚浅滩、加固险段等工作，又“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后汉书·循吏列传》）。次年夏天，全部工程顺利完工。

王景治河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他系统修建了从郑州到黄河入海口长达数百千米的黄河大堤，稳定了公元11年决口后的黄河河床，并使黄河、汴河分流。河不侵汴，汴河也得以安流，不再泛滥。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四月，也就是王景治河成功的当年，汉明帝亲自来到荥阳巡视黄河大堤，并颁诏书，“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称赞王景的工作恢复了黄河、汴河的原有格局，使黄河不再四处泛滥，泛区百姓得以重建家园。

后人对王景治河给以极高的评价，《后汉书》中评价王景：“厎绩远图，复禹弘业。”后来甚至还有“王景治河，千年无恙”之说。王景治河确实是治黄史上一次重要的实践，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魏晋之际，人们对郑州一带的黄河和汴水进行过两次治理。《晋书》中记载：“自魏黄初大水之后，河济泛溢，邓艾尝著《济河论》，开石门而通之，至是复浸坏，乃造沈菜堰，至今兖、豫无水患，百姓为立碑颂焉。”

自北宋以来，河患日益严重，在接下来的900年间，黄河郑州段各类决溢达50余次。据《宋史》记载，宋熙宁十年（1077年），“荥泽河堤急，诏判都水监俞光往治之”。《金史》记载，金大定十三年（1173年），“以尚书省，请修孟津、荥泽、崇福堤埽以备水患，上乃命雄武以下八埽以类从事”。明潘季驯《河防一览》记载，明弘治十年（1497年），“自武陟县詹家店起，直抵砀沛一千余里，名曰太行堤，盖取耸崎蜿蜒为山之状，南岸也旧有长堤一道，起自虞城至泽止，两堤延亘一干五百余里，实为该省屏翰”。

这段时期，黄河已有比较完整的堤防工程。随着大河的不断南徙，大堤也不断南移。明洪武八年（1375年）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的323年间，大河迫使荥泽县治3次南迁，大堤也相继南移。现在的南岸大堤为清康熙年间所筑，历经300多年，中间虽有迁动和延长，但其走向位置无大变化。

郑州地区的河患严重，清代对黄河治理非常重视，这可从修建的险工数量体现出来：顺治十八年（1661年）始建杨桥险工；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式在黄河郑州段设立堤防；康熙六十年（1721年）修建申庄险工；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设立花园口险工、万滩险工；雍正二年（1724年）修建马渡险工；雍正三年（1725年）修建三坝险工；乾隆七年（1742年）设立赵口险工；乾隆十年（1745年）花园口险工增建主坝，至今仍在使用；嘉庆十三年（1808年）在花园口修建将军庙一座，将军坝由此得名；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始建九堡险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始建太平庄防洪坝……

为了防止突发性河患的发生和及时对险情进行抢修，明清时期还在郑州地区设置了“河工”“河工老人”等专门人员，平时巡视汛情，发生水灾时从事抢险。

1946年花园口堤坝施工

1938年6月，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豫、皖、苏3省44县（市）被淹，1250万人受灾，391万人逃离，89万人死亡的巨大灾难。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怀着水淹解放区的险恶用心，着手对花园口进行复堵，企图再次以水代兵。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同意黄河堵口归故计划，并提出先复堤、迁移河床内居民再堵口的合理主张。但国民党政府却一边谈判一边加紧堵口，公然撕毁协议，于1946年3月1日开始堵口，在经历两次失败后，于1947年3月15日晨4时合龙。然而，当时的黄河河务已荒废多年，黄河堤防低矮残破，隐患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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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与运河携手交汇

宋代之前，郑州西北有荥泽，东有圃田泽，动植物资源丰富，风景优美。济水从荥泽流出，经圃田泽向东直流入海。荥泽、圃田泽、济水皆以黄河为水源，众多川泽对黄河起着蓄洪分洪作用，而丰富的水源又使郑州地区成为开挖人工运河的起点。

公元前361年，为在战国争霸中取得优势地位，魏惠王将都城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至黄河下游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并在前人开发的基础上，于公元前360年开凿了鸿沟。随之，邻近的韩国等诸侯国纷纷进行衔接，利用黄河、荥泽及淮、济、泗诸水系，形成了贯穿南北的水上交通网。对鸿沟的开凿过程，《史记·河渠书》多有记载。水系的发达带来沿岸城市的发展，在鸿沟的带动下，沿岸兴起了大梁、陶（今山东定陶）、寿春（今安徽寿县）等大都市。司马迁评价道：“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

鸿沟对连接南北、沟通东西、促进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长期以来它都是黄淮间重要的水运交通线路。通过鸿沟引出的河水，既可行舟，又能灌溉。大量的来水进入荥泽和圃田泽，使之成为运河的天然调蓄水库，既保证了航运，又可分担黄河下游的洪水。

鸿沟的开凿，也促成了古荥阳城的建立。因为该城位于古荥泽的西北岸，故名荥阳。

荥阳作为鸿沟通济引河之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甚至一度影响朝代更迭。秦被推翻后，楚汉逐鹿，风云变幻。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进行了长达4年的楚汉之争，而双方仅在荥阳就展开了为期两年半之久的争夺战，并隔鸿沟对峙数月，现在的汉霸二王城就是当年双方修筑的军垒所在。

中国象棋中的“楚河汉界”来源于鸿沟，很多元素也都艺术再现了楚汉在鸿沟争夺天下的历史。“楚河汉界”两侧纵线数“九”和横线数“五”的组合表达了“九五之争”之意。棋盘河界中设，棋子黑红相当，自有对弈的公平性。棋规“两王相见，后者必伤”源自广武涧刘项对话，项羽先设伏弩伤刘邦的典故。

无论是无形的象棋文化，还是有形的汉霸二王城遗址，鸿沟都承担了历史“见证人”的角色，无言地诉说着那段激荡岁月。而此后各个朝代也在不断治理鸿沟，它的作用持续提升，并最终为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的修建打下了基础。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篇《长相思·汴水流》中，用了三个“流”字，勾勒水的蜿蜒曲折，酝酿低徊缠绵的情韵。诗中提到的“汴水”，就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下令宇文恺主持开凿大运河。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向北引黄河水到涿郡形成永济渠，向南自郑州引黄河水东南流连接淮河至江苏扬州，形成通济渠。

隋唐大运河是一条规模宏大、使用时间久远、水工技术复杂的漕运大通道。其中，通济渠全长近700千米，是隋代所开运河中最重要的一条，该渠分东西两段：西段在汉代阳渠的基础上扩展而成，西起洛阳西侧，以洛水及其支流谷水为水源，穿过洛阳城南，到偃师东南，再循洛水入黄河，全长约70千米；东段西起荥阳西北黄河边的板渚（今荥阳汜水镇），以黄河水为水源，向东经今开封、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等县（市），再向东南穿过今安徽宿县、灵璧、泗县及江苏泗洪，至盱眙注人淮河，全长650千米，是隋唐大运河的首期工程。

通济渠作为隋代开凿的大型运输水道，工程浩大，“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资治通鉴·隋纪》）。工程于隋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动工，当年八月便交付使用。此外，通济渠还有一批附属工程，如夹渠修筑平整的御道，以便数十万纤夫和军队行走；沿途遍植柳树，“五里一墩，十里一亭，百里一驿”；修建数十座离宫，以便皇帝和后妃休息。通济渠河床宽200米至300米，两岸河堤基宽20余米，顶宽约7米。建成后，隋炀帝立刻登上龙舟，带着后妃和王公百官，乘坐数千艘舳舻，浩浩荡荡南巡。

通济渠贯通后，它与邗沟便成为沟通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的交通大动脉，特别是对南粮北运的意义十分重大。隋炀帝在洛阳周围建有许多大型粮仓，如洛口仓（又名兴洛仓）、回洛仓、河阳仓、含嘉仓等，这些仓城都储有大量粮食，其中洛口、回洛两仓储粮多达2600多万石，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便是经通济渠从江淮一带运来的。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凿永济渠，连通了黄河与海河。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凿江南河，连通了长江与钱塘江。至此，南达余杭（今杭州）、北至涿郡（今北京）的隋唐大运河正式形成。

隋唐大运河建成后，对于南北与中原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郑州段运河西连洛阳以通长安，东接淮河抵达杭州，水路漫漫，气势恢弘。如果在中国地图上将隋唐大运河按照历史记载标注出来，会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字，郑州，恰是两笔交汇所在，有了通济渠郑州段，才有了通向江南的大运河。

又过了百年，唐玄宗下令“发河南府、怀、郑、汴、滑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旧唐书》），通济渠郑州段更加通畅。

北宋时期，以开封为中心的“四大漕渠”，即汴河、黄河、惠民河（又名蔡河）、五丈河（又名广济河），有3条流经郑州，其中的汴河，就是流经郑州的通济渠。宋天禧三年（1019年），汴河漕运粮食800万石，创北宋时期漕运的纪录。汴河不仅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还是北宋政府的生命线。郑州在全国水路交通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奔腾不息的黄河，自古以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带给沿岸百姓的有美好也有噩梦。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已经55岁的贾鲁诏命为工部尚书、充总治河防使。他征发民工15万，军士2万，兴役治河。贾鲁在治理黄河的同时，又疏浚、拓宽和连接了原有的汴河河道。刻立于清代的“朱仙镇新河记碑”上有相关记录，“自荥阳西南诸山溪，合京、须、索、郑之水，东流至祥符，经朱仙镇达周家口，复合沙、颍诸水，委输于淮”。河患消除，漕运复兴，后人铭记贾鲁的治河之功，将汴河改名为贾鲁河。

贾鲁河迎来了黄金时期，沿岸商业城镇迅速兴起，开封朱仙镇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水运码头，郑州惠济镇也成为商业重镇。此时的郑州是运河的码头、陆路的驿站，南来北往的物资贸易、不同区域的文化在此交汇，驿站灯火通明，城门彻夜敞开，商旅、信史往来不断，一派繁盛景象。这里聚集着不同风俗、不同口音的人们，混合着不同的文化，在此交流互通。

千年时光流转，黄河几度变迁，大量的泥沙淤塞，使通济渠逐渐废弃。

如今，郑州正在大力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古河即将焕发新生。2022年3月10日，《郑州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方案》正式实施。在文旅融合中提及，郑州、开封、洛阳按照“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文化发展战略和郑州市32个核心板块建设、“两带一心”文化发展战略等部署要求，建设以黄河文化和大运河文化为引领、以华夏文明之源为主题、以郑汴洛三都文化为背景、以大运河郑州段世界文化遗产区为重点、以沿河城乡为依托的世界级文化旅游带。

据悉，大运河郑州段建设项目共86项，总投资约964.9亿元。建成后的大运河郑州段将成为具有时代特征、郑州特色的景观河、生态河和文化河，成为向世界展示“华夏文明之源、黄河文化之魂、运河文化之美”的窗口。大美郑州的宏伟蓝图正向我们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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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人民治理黄河的伟大成就

郑州是黄河下游的起始点，属于典型的游荡性河段，河势变化多端，具有“宽、浅、散、乱、悬”的特点。同时，郑州还是绵延数百千米、号称“水上长城”的黄河大堤的起点，拥有黄河下游典型的堤防、险工、河道整治等工程元素，代表了黄河下游治理的较高水平，是黄河治理的窗口。

1948年郑州解放，在郑县城区设立郑州市，自此，郑州人民治黄进入新的历史纪元。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来到郑州黄河视察，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多年来，国家一直把郑州河段列为黄河保护治理与开发的重点河段，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郑州70多千米黄河堤防进行了4次大规模加高加固和标准化堤防建设，堤顶累计加高3米，堤身断面扩大10倍，对11处险工和754道坝、垛、护岸进行了石化整治，新修控导工程12处和坝、垛409道，极大增强了抗洪能力，确保了黄河岁岁安澜。在“除害兴利、综合利用”治黄思想指导下，郑州河段建设引黄涵闸工程14座，累积引黄供水110多亿立方米，为郑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水资源支撑。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发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深受黄河文化浸染的郑州，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郑州加快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全面梳理黄河流域历史文化脉络，高起点、高标准推进黄河文化带、环嵩山文化带和主城区“两带一心”历史文化布局，依托郑汴洛轨道快线、大河文化绿道等交通设施，串联精品文旅线路，建设“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的世界级文化旅游带，加快推进黄河国家博物馆、黄河颂剧院、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沿黄生态廊道、黄河（郑州段）数字化生态保护监测平台、巩义伊洛河治理等一批重点项目，带动黄河文化在新时期的郑州“立起来”“活起来”“火起来”。

郑州河务局则依托郑州黄河防洪工程加快与黄河文化融合。如今的花园口，不仅是一处险工工程，而且是一处四季如画、风光旖旎的国家水利风景区。2021年，花园口险工被河南河务局评为首批黄河文化融合示范工程，花园口水利风景区入选国家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属全河唯一。

花园口水利风景区

欲了解中国，必了解黄河。郑州黄河既是人民治黄成就的集中展示，更是深厚中华文明的一个缩影。历史的意义，常常在回望与对照中更加明晰。发生在母亲河畔每幅感人的画面、每句深情的嘱托，都牢牢定格在绿城儿女内心深处，深深镌刻在绿城大地上。信步其中，在感受那段沉重历史的同时，更能感悟到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浩浩黄河水，悠悠岁月长。“黄河宁，天下平”，自古以来，河运不仅关乎一地得失，更关乎国运前途。当历史脚步迈入新时代，郑州，这座历史悠久、GDP过万亿、人口超千万的特大城市，昂扬在黄河之滨，践行着奔腾向前、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黄河文化和民族精神，正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中乘势而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郑州力量”！（晏洋/文 河南河务局/图片）

责任编辑：康春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