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帝都 治河重地

西霞院水利枢纽

　　何谓河洛？河即黄河，洛是洛水，河洛是黄河与洛水的并称，古时也指洛阳一带。所谓河洛地区，就是黄河与洛水相交汇的这片广大区域。位于黄河中下游的河洛地区，不仅是黄河文明的核心地区，是三皇五帝及夏商周文明的中心地区，作为我国长期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之一，也是文化荟萃之地。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洛河是黄河潼关以下最大支流，河洛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洛文化，源远流长。回望岁月，我们似乎能听到石器时代、三皇五帝时期穿越历史时空的回响；俯仰天地，我们仍然在探究“河图洛书”中的深奥义理；抚今追昔，我们仍然受益于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佛家学说、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给予的丰厚文化馈赠……

河图洛书 一画开天

　　五经之首《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这个“圣人”就是人类文化始祖伏羲。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伏羲根据“图”“书”，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揽万物、图万象，开启八卦。大禹治水的时候，有一只神龟从洛河浮出，背负“洛书”，大禹对“洛书”进行了阐释，以“洛书”为指导平定了洪水，《尚书·洪范》便与此有着紧密的联系。后来，人们对“河图洛书”作了种种推测、探索、解释，认为它反映了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独特而重大的作用。

　　“河图洛书”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皆可追源至此，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今天洛阳北的孟津会盟镇，一条黄河支流名为图河，尚有古遗址“龙马负图寺”所在。

龙马负图寺碑刻

三代所居 皆在河洛

　　《史记·封禅书》言：“昔三代所居，皆在河洛之间。”如果说伏羲画八卦是农耕前人们从事畋猎鱼捕生活的一种映射的说法无据可考，那么河洛地区相继出土的文物所“讲述”的历史则是确凿无疑的。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在河南省中部、西部、南部已发现同类文化遗址120余处；距今7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在河洛地区出土了大量的彩陶和磨光石器；距今5000年左右的河南龙山文化，在河洛地区发现了相当丰富的陶器动物浮雕及鼎、罐、壶等文化遗存。

　　特别是于1921年在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当时我国境内最先进的文化，是比较发达的农耕文化。一般认为，仰韶文化的早期、中期为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期，晚期开始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也有学者认为，整个仰韶文化时期，均为父系氏族公社社会。仰韶文化中的庙底沟类型，以古洛阳辖域内陕县庙底沟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为代表，豫西、豫中、晋南、陕西东部均有分布。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夏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仰韶文化历时2000年之久，被视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对后来的华夏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夏朝建都 文明启幕

　　1959年，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研时，发现二里头遗址，中国第一个王朝都城的面纱就此被揭开。自其被发现至今的60多年间，二里头遗址不断改写着“中国之最”——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车辙、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让中华文明史不断向前溯源。

　　二里头遗址地处洛阳盆地东部，背依邙山，南望嵩岳，坐落在古伊河北岸的高地上，沿古洛河北岸呈西北至东南方向分布，其中心区位于遗址东南部高地。遗址范围包括：偃师二里头、圪当头、四角楼和北许4个村，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现存面积约3平方千米。遗址中心区分布着宫殿基址群、铸铜作坊遗址和中型墓葬等重要遗存；西部地势略低，为居住活动区；东部边缘地带有断续延伸的沟状堆积，可能为建筑用土或制陶用土的取土沟，同时也形成遗址东界。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在中国考古界，二里头遗址声名显赫。二里头遗址的发现，确认了二里头文化早于二里岗商文化、晚于中原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以及三者间在文化面貌上一定的继承性，为探索夏文化和夏代都邑提供了重要线索，是打开夏王朝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

　　经研究发现，二里头遗址区域沿用时间较长，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一直持续到东周和东汉时期。而其兴盛时期为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也就是夏文化时期。从夏王朝建立开始，中国正式进入文明社会。

　　河洛地区诞生了夏文化和我国最早的世袭制朝代夏，标志着这里率先进入文明时代。著名学者刘庆柱先生曾通过田野考古断言，河洛地区的龙山文化就是华夏文化的母体文化。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源头来说，夏文化直接渊源于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从对夏王朝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而言，河洛地区的龙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汉文化的核心文化。

　　制礼作乐 天下归心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礼乐文化一直是核心内容之一。谈及礼乐，必说周公。“制礼作乐”这一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伟大工程是周公在洛阳完成的。

　　礼乐文化有一个长期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它的萌芽甚至可以上溯至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在孟津妯娌遗址（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中曾发现有石璧、穿孔石钺等属于礼器之列的器物。在二里头夏都遗址，也发现了青铜礼器，如鼎、爵、斝等，还有陶埙、漆鼓、铜铃等乐器。而礼乐文化的兴盛发展，则源于河洛地区。

　　周公营建洛邑之后，总结继承夏礼、殷礼，发扬夏商文化，形成了一套以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和级别严格的等级制为基础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亲疏等礼仪制度，形成当时宗法制、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创立了当时国家一套完备的典章制度。周公制礼作乐对巩固周王朝统治发挥了重大作用，周成王、周康王之时，“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史称“成康之治”。

　　“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周公制礼作乐，也开启了儒学之源。范文澜先生说：“孟子以前，儒学实际就是礼学。”朱绍侯先生说：“孔子所谓的德治，就是礼治，孔子所谓的仁，其标准就是礼乐。”故儒家学说也被称为“周孔之教”。周公在雒邑“制礼作乐”，至少是开创了儒家学说的初基。

　　孔子非常向往周文化，曾感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还留下“入周问礼”的美谈。

　　孔子“入周问礼”，请教的是老子。博学的老子被周景王任命为周守藏室之史，是周代主持图书收藏和编纂的最高官员。

　　《吕氏春秋·孟夏纪》说：“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性。”这是说，礼制可以更好地管理国家，安定社会，有利于不同等级的人在社会上的和谐共处；音乐用来移风易俗，消除人们的邪念，助长人的高尚情操。

　　岁月沧桑变迁，历史留在了古书中，文化浸染在血脉里。礼乐文化造就的“礼仪之邦”屹立东方，周公庙、上清宫、孔子入周问礼碑等文化遗迹也昭示着礼乐文化、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在河洛大地永恒不灭的传承。

　　千年帝都 王者气象

　　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

　　河洛地区南为外方山、伏牛山山脉，北为黄河，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东为豫东平原，北通幽燕，南达江淮，雄踞中原，自古为“天下之中”，即“中国”（西周何尊铭文），是古代中国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也因此得到历代帝王的青睐。因为这里有迄今所知黄河流域面积最大、建都时间最长、城市形制变化最纷繁复杂、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古代都城遗址——汉魏洛阳故城。

　　一座洛阳城，半部中国史！从中国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开始，先后有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诸多朝代在此建都，因此洛阳被称为“十三朝古都”。但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总共15个正史朝代在洛阳建都。

　　许多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在这里发生，佛家学说进入中国首传于此，白马寺被尊为中国佛教的“释源”“祖庭”和“中国第一古刹”。魏晋玄学在这里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玄学诞生、发展、演变的核心区域。宋明理学也在这里创立，程颢、程颐兄弟在伊洛之滨，继承孔孟儒学，创立理学，又称洛学，经朱熹集大成，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中国8个世纪。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所言，汉学（主要指以贾逵、马融、郑玄等为代表的东汉经学）、宋学（主要指以程颢、程颐等为代表的理学）和洛阳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篇章在这里书写，班氏兄妹的《汉书》、司马彪的《续汉书》、陈寿的《三国志》、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洛阳才子”贾谊、建安文学“三曹”“七子”及“竹林七贤”、太康文学“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等不啻文学史上一颗颗灿烂的明珠。

　　许多泽被后世的科技成果在这里诞生，张衡创制浑天仪、地动仪、指南车，蔡伦造纸，王景主持治理黄河，马钧创制龙骨水车、水转百戏，刘徽注《九章算术》，王叔和著《脉经》，裴秀创制“制图六体”等，都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和高度。

　　丝绸之路的东段起点也在这里。作为东汉国都的洛阳，既是西域各国、各地区使者、文人、僧人、商人东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中国使者、文人、僧人、商人西行的主要出发地。因此，洛阳便成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随着汉魏时期中外交流的加强，作为都城的洛阳与西域的交往更加紧密，大量胡人迁居使得外来文化在洛阳异彩纷呈，胡服、胡食、胡器、胡乐、胡舞在洛阳成为时尚。唐代诗人王建的《凉州行》中，“洛阳家家学胡乐”正是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例证。

　　黄河古渡 沧桑孟津

　　孟津之“孟”，指孟涂氏封国所在地；“津”为渡口之意。孟津渡，作为洛阳北部黄河上的重要渡口，它在历史上名声大噪，和周武王在此会盟并渡河伐纣大有干系。

　　周武王九年（公元前1048年），周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不期而会盟者八百诸侯”（《史记·周本纪》）。这是周武王发起的第一次盟会诸侯，通过军事演习，争取和团结反商力量。两年后的冬季，趁商分崩离析之际，周武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本纪》），出发前又一次遍告诸侯，会师孟津，并最终经牧野决战，推翻商。

　　周武王克殷灭商在河洛大地上留下了两处耳熟能详的地方。一为孟津，此乃黄河古渡口所在地，古称“盟津”，传为八百诸侯会盟之处。《论衡》中记载：“武王伐纣，八百诸侯盟此，故谓盟津。”

　　二为扣马，《史记·伯夷列传》中记述：“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之。太公曰：‘此义人者。’扶而去之。”为纪念伯夷、叔齐，后人把伯夷、叔齐叩马而谏的地方叫作扣马村。《重迁古夷齐祠碑记》中写道：“非武王，不足以济一时之变；非夷齐，不足以定万世之常。”今天的扣马村中既有武王庙，又有夷齐祠，纪念着这段历史风云。

　　黄河右岸的白鹤镇铁谢村，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和皇后阴丽华合葬的陵墓（古称原陵）所在地。原陵南倚邙山，北临黄河，近山傍水，呈“枕河蹬山”之势，一反帝王陵址选造常规，是2000多年封建王朝历史的特例，是何寓意？至今仍是一个谜。民间有一种说法，原陵与众不同，缘于刘秀之子。据说刘秀的儿子极不听话，总是与刘秀对着干。刘秀生前想葬于北邙之上，于是在临终之前故意正话反说，命他把自己葬于黄河边上。可没想到这个不听话的儿子却听话了一回，遵父嘱将其葬于黄河边。传说真假难辨，却为原陵增加了一份神秘色彩，毕竟，躺在黄河边上的皇帝，古往今来只有这一个。

　　与之相关的还有一道娘娘冢坝，现为铁谢险工9号坝，始建于1912年，相传此处为皇后阴丽华之墓，民间称为“娘娘冢”。后河势南侵，为了保护陵墓免遭河水冲刷，故而修建防洪坝，本叫“阴后陵坝”。时间流逝，“阴后陵坝”鲜有人知，但“娘娘冢坝”通俗易懂，远近闻名。

铁谢险工

　　隋唐运河 漕济天下

　　洛阳有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城建史、1500多年建都史。这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也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

　　古代运河的主要功能是漕运，即国家从水道运输粮食，供应都城或接济军需。隋炀帝迁都洛阳，开凿运河，以通济渠为中心，历经6年建成沟通五大水系的隋唐大运河。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河洛地区与东南沿海、华北地区的联系，成为一条沟通南北的大动脉，一条流动的经济长廊和文化长廊，造就了洛阳的繁荣。之后，唐代以洛阳为东都，武则天更以洛阳为神都，建立武周政权，并为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

　　隋唐时期，国家粮仓设在洛阳，江南等地的漕粮大量运来，运河上终日漕船往来，络绎不绝。到武周时期，洛阳城中的北市一带已是“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元《河南志》），河道拥堵十分严重。因为大运河，洛阳成了一座商船云集的大都市，经济和商业空前繁荣。隋唐大运河开通之后，促进了洛阳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大幅提升了洛阳的影响力。

　　大运河流经洛阳的总长度约70千米，留下了通济渠（洛阳段）、含嘉仓、回洛仓、新潭、漕渠、天津桥等大量运河遗产。如今穿洛阳城而过的洛河，就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一部分。此后历隋唐、五代至北宋的500余年间，洛阳作为华夏的中心城市，在运河的波涛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始终熠熠生辉。洛阳的繁荣离不开伊河、洛河的滋润，更离不开碧波千里大运河的南北通达。勾连中西亚内陆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此汇聚，将唐代洛阳城塑造成为7至9世纪东方最为璀璨的明珠。

　　到宋代以后，随着都城的迁移，洛阳逐渐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隋唐大运河（洛阳段）也逐渐没落，成为千年大运河历史中的“沧海遗珠”。

　  水利枢纽 治河重地

　　黄河宁，天下平。从大禹治水开始，中国历朝历代都对治河进行了不懈探索，但黄河屡治屡决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直到这一千古难题历史性地交到中国共产党手中。

　　新中国成立不久，沿黄党政军民和黄河建设者开展了大规模的黄河治理保护工作，率先建设了三门峡水利枢纽等工程。但仅靠三门峡水利枢纽不足以确保黄河下游的安澜，为防御下游特大洪水，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被提上日程。

　　1953年，黄委进驻小浪底坝址开展勘探和测量。历经30多年的勘探设计和论证研究，1991年9月，小浪底水利枢纽开始前期工程建设。赶工截流、下闸蓄水、20万移民动迁……经过十多年的奋斗，2009年4月，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小浪底水利枢纽位于河南省济源市、洛阳市孟津区交界处，是黄河治理开发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它控制着黄河92%的流域面积、91%的径流量和近100%的泥沙，以防洪、防凌、减淤为主，兼顾供水、灌溉、发电等功能，不仅是中华民族治黄史上的丰碑，而且是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极具标志性的杰作之一。

小浪底水利枢纽

　　小浪底水利枢纽打破了“河淤堤高，人沙赛跑”的险局。该工程与黄河干支流水库群联合调度，能有效缓解黄河下游洪水威胁，可滞拦上游泥沙78亿吨，使黄河下游河道的河床在近20年时间里不会因为堆积的泥沙而抬高，从而为上游水土流失治理和下游河道治理创造了宝贵时间。黄河调水调沙从2002年开始，借助自然的力量，依靠大型水库的人工调节，通过调控水库泄水，把淤积在水库中和黄河河道的泥沙随河水一起适时送入大海，冲刷河床，从而减少库区和河床的淤积，让地上悬河不再抬高，增大黄河干流主槽的行洪能力。

　　工程投入运营以来，在黄委的科学调度下，有效改善了下游供水条件和生态环境；利用调蓄水量实施引黄济津、引黄济青、引黄济淀，实现黄河跨流域调水，提高了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区的用水保障率；可多年平均增加下游年调节水量17.9亿立方米，从而提高了下游200多万公顷耕地的灌溉保证率，也改善了下游城市的供水条件。

　　黄河文脉 赓续悠长

　　回望历史，河洛大地上每一处夺目的文化印记，都浸透着黄河文化的滋养；展望未来，河洛儿女正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机遇，以“中华源、黄河魂”为题，全面深化文化传承创新体系，致力于把黄河建成“水清、岸绿、景美、惠民”的生态河、幸福河，传承历史的文脉河。

　　行走在黄河岸边，可以饱览大河风光。全线贯通的黄河生态廊道让母亲河“河畅、岸绿、景美”的风光更加迷人；两岸防洪工程体系也逐步完善，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既有水库，也有险工、控导工程、护滩工程、护岸工程等，生动展现着新时期黄河保护治理的成果。

　　行走在黄河岸边，可以观赏湿地景观。黄河吉利段，流速缓慢、水质清澈、滩区开阔，是延续千年未变的古河道。近年，洛阳启动对湿地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修复项目，推行“退耕还湿、退养还滩”，让千年的黄河古河道重焕生机。如今，保护区共有16个湖泊、83.5公顷水面、25个湖中岛、10座小木桥，形成了林、水、苇三大景观一体化，沼泽连片、水禽群飞的湿地自然景观。

吉利黄河湿地

　　行走在黄河岸边，可以感悟红色文化。零星分布的抗日碉堡遗址群，及陈谢兵团渡河处、朱德出太行渡黄河处、皮徐支队渡黄河处等红色遗迹，带人们走进烽火硝烟、浴血奋战的岁月，在“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的诵读中升华爱国主义情感。

　　行走在黄河岸边，可以品味幸福河的味道。集黄河文化、法治文化、精神文明建设、黄河诗词、孟津历史为一体的孟津黄河驿站、白坡工程班“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基地”、铁谢工程班附近的黄河法治文化苑等，为络绎不绝、渴望亲近母亲河的群众送上了法治文化、黄河文化大餐。

孟津黄河水利风景区

　　行走在黄河岸边，黄河文化传承生生不息。洛阳黄河丰厚文化内涵的挖掘，黄河文化遗产的保护，黄河文化的创新发扬、发展、利用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实施。

　　千百年前，司马光写下诗句：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时光流转，今日的河洛大地发出请柬：若问黄河古今事，请君叩问河洛间！（赵新新/文 河南河务局/供图）

责任编辑：康春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