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黄河立心

杨保红写小说。他的小说，开阔、厚重，诗意与禅机交织，历史与现实互现，而且隐含着一种雄心——为黄河写史，为怀川作传。他工作、生活在黄河之畔，对这条大河怀有深情，投注心力，为其歌咏，始终愿做黄河的意中人。

《最后的河兵》是杨保红的最新长篇小说，写的是黄河岸边那群被时光掩埋的人——河兵。作家陈忠实引用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抗战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最后的河兵》同样折射出河兵群体的生命秘史。作品以近乎写实的笔触，将抗战时期河兵的命运沉浮，书写成一部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休戚与共、具有史诗品质的长篇小说。

一部小说是否成功，关键在于人物。小说的灵魂，在于人物。人物设置是否合理，能不能打动人心，是不是“立”得住，是最为考验小说写作者的大问题。往大了说了，哪位作家没有一点将自己笔下的人物写进“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的雄心壮志呢？往小了说，只有人物鲜活，才能引领读者沉浸其中。

《最后的河兵》中最打动人心之处，莫过于主人公杜春来的情感世界。这个在黄河岸边长大的河兵，身上流淌着两种血脉：一是来自母亲河的滋养，一是来自人间的爱恨情仇。杨保红将笔触深深嵌入人物内心，让我们看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爱情与亲情如何成为照亮黑暗的微光。尤其是杜春来与陈金铃在特殊时期的爱情与亲情，隐忍而又炽热，不少情节让人读来扼腕长叹。在读到书中又一个女主人公崔志菲的遭遇时，我想到了陈忠实《白鹿原》里的白灵——同样是身处那个时代，同样是大家庭出身，同样是具有新思想的女学生。当然，类似的人物或情节在这部小说里还有很多。我们没有理由说杨保红有意或无意间接近了《白鹿原》，或者说，要把这部小说和《白鹿原》直接对应，我想说的是，《最后的河兵》是一部向传统靠拢、向经典致敬的小说。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部好的历史小说，需要文学虚构与历史场景的呼应。《最后的河兵》最见功力的地方，就在于它将虚构的人物命运与真实的历史场景巧妙融合，让读者在文学的想象中重返历史现场。

1934年封丘贯台堵口工程、1935年鄄城董庄堵口工程、1937年长江江阴要塞锁江、1938年花园口决堤、1942年河南灾荒……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在他的作品中一一呈现，具体而沉重。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简单地对历史事件做道德评判，而是通过河兵们的眼睛，呈现事件背后的复杂背景。就黄河上具体的抢险技艺而言，小说的描绘亦十分精准。从“透水柳坝”堵口，到“合龙闭气”时的麻绳打结方式，以及书中随处可见的黄河号子，那些震撼人心的沧桑号词，跃然纸上。

最后要提到的是——衔接。《最后的河兵》在叙事衔接上层层递进，整个故事如黄河九曲，一环扣一环，既有奔腾之势，又有回旋之美。小说以“官银沉河案”为切入点，撕开了清末至抗战时期官场贪腐的黑暗面纱：巨额治河官银莫名失踪，地方豪强与政客相互勾结，层层克扣治河经费，致使黄河堤防年久失修，一旦汛期来临，百姓便饱受水患之苦。这个案件如一条暗线，贯穿小说始终，不仅增加了小说的悬疑感，更让官场腐败与黄河水患之间的因果关系得以揭示。

杨保红在叙事中善于运用“草蛇灰线”的技巧。所谓草蛇灰线，是指那些看似不经意却暗藏玄机的细节。如小说开头提及的《杜公宣房录》，绝非一本平平无奇的治河古籍，小说通过这条历史线索，前后呼应，由《杜公宣房录》到《黄河新生录》，叙述自然而贴切。类似的情节在全书中还有很多，这种马迹蛛丝、伏脉千里的手法，让小说经得起反复阅读。

黄河是一座文艺创作的富矿。不过，关于黄河的长篇小说，尤其是涉及治河人、守河人的小说，屈指可数。杨保红机缘巧合，从部队转业后便常年从事黄河保护治理工作，用自己的笔为黄河代言，用小说这一最不易把控的文学体裁为黄河鼓与呼，尤为可贵。如果不是阅读了大量史料，走访了众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加上多年的生活和艺术积累，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当然，小说也存在结构松散，人物设置过多，读来不够顺畅等缺陷，随着作者创作经验不断增加，期待着不久的将来，他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最后的河兵》向传统靠拢，向经典致敬，用文学之笔激活了汗牛充栋的治河历史。杨保红以阔然诗心，为黄河立心，为河兵立传，让我们看到了他“为黄河写史，为怀川作传”的文学雄心。（李锟）

责任编辑：康春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