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上的“堡”

晏洋

当我们看到“堡”这个字时，多数人不会想到它有多种读音，且含义也不相同。然而，它却有3种读音，分别是bǔ、bǎo、pù。尤其是，与黄河产生关联后，“堡”字的内涵也变得更加丰富。因为，它涉及古代特别是明清以来我国黄河管理机构的变迁，以及相关人员主体的迭代。下面，让我们围绕“堡”字的发音与其背后的深刻内涵进行建设性探讨。

关于黄河上的“堡”字发音探讨

“堡”字，读bǔ时，主要指的是有城墙的防御性村镇、聚落（现泛指村庄）；读bǎo时，指的是单一的军事防御建筑，如碉堡、暗堡；读pù时，常用于地名，通常指驿站，有时也写作“铺”，如很多地方出现的十里堡（铺）、二十里堡（铺）等（“十里堡”中的“十里”通常指古代驿道从城门向外延伸的单位路程。明朝时，急递铺制度规定每个铺舍之间的距离大约为十里，以便公文的迅速传递）。

尽管“堡”字有3种发音和含义，但这些发音最初具有一定内在联系（根据音韵学的解释，“bu”和“pu”在古音中原本相同，只是后来由于浊音清化才产生了异读），且随着时代和功能的变迁，它们之间也有着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如作为明代九边重镇山西镇辖的重要边堡之一，紧挨黄河的山西河曲罗圈堡的“堡”字按照定义应该读为bǎo，然而，明末清初时，罗圈堡的军事色彩已渐渐减退，农桑稼穑逐渐发展，如今，明朝时屯兵的堡城已演变成村落，理论上来说应改读为bǔ，但实际上，需尊重当地人的发音习惯，不能生搬硬套，毕竟理论知识不仅要指导更要服务于现实需要。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理解同样是机场名称，为何贵州贵阳龙洞堡机场、新疆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中的两个“堡”的读音并不同，因为依据当地人们的发音习惯，第一个读bǎo，第二个则读pù。

谈完“堡”字的3种读音后，我们再尝试性地探讨一下明清以来在黄河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堡”字发音。明朝时，由于堡与铺、堡夫与铺夫职能及出现时间大致相同，且其带有信息传递的驿站功能，我们可以认为“堡”字读音为pù。到了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出现了专职河兵。彼时，河堤上虽然有军堡和夫堡之分，但二者通常相互合作，防御黄河洪水灾害等，所以该“堡”可以理解为具有一定的军事防御功能，“堡”字读为bǎo比较妥当。

放眼当下，不妨以郑州中牟的九堡险工为例，探讨一下它的发音。从九堡险工的性质来看，理应具有洪水防御功能，与驿站传递、自然村落等方面的关联并不大，所以它的读音为bǎo最为恰当。此外，紧挨九堡险工的九堡村中的“堡”字理论上应读为bǔ比较贴切。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当地人就将“堡”字读为běn 的儿化音，也就是benr。其实，这种发音并不是个例，在西南官话区就存在这种现象，如四川泸州方言中“堡”就读作benr，贵州毕节的白泥堡和湖南怀化的辰溪堡也是这种读音。这一类地区一般与屯田戍守有关联，当地人为了方便发音，可能会对发音进行变形和儿化处理，最终形成了benr，至于它是bǎo还是bǔ的儿化音，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继续深挖。不过，通过查阅《河南省中牟县地名志》《雁鸣湖镇志》等书可知，九堡村有黄河渡口，明清时期较为繁荣，对岸为原阳县温堤、孙堤口，村中有九堡潭，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黄河决口处，方圆2.5平方千米。20世纪80年代，经过三刘寨、赵口引黄工程的多年淤灌，该潭被淤平，成为良田。不过，围绕该村人口来源则众说纷纭，如《河南省中牟县地名志》记载，清乾隆年间，有杨姓人家居此，村名为杨家庄；民国年间，因该村紧挨此地黄河防汛第九堡房，遂称为九堡村。《雁鸣湖镇志》则记载，该村是由清朝中期一户王姓人家逃荒到此，逐渐形成并壮大起来，后有许姓、梁姓也搬来此地定居，逐渐形成村落。至于该村村民主要源于何地则未作详细解释，当地人曾提到，由于该段黄河摆动频繁、水灾不断，南北两岸交通便利，因此九堡村中有一部分村民是从对岸迁徙而来。此外，也不排除山西洪洞地区移民。理论上来说，benr这种发音主要存在于西南地区，为何此地会出现这种发音，亦值得讨论。

    除了“堡”字的发音问题值得探讨以外，其背后更为重要且隐秘的内涵更加值得深究。

铺夫与堡夫制度的出现

黄河下游两岸逐渐出现系统性堤防的时间是春秋战国时期。关于黄河大堤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毋曲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系统性的黄河堤防被逐渐完善，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堤防如果只建不修，终究隐患重重甚至功亏一篑。因此，度汛防守和岁修便显得十分重要。明清时期，黄河、运河治理工程频繁开展，“岁有本处之工，有协济之工，有塞决之大工，有补葺之小工，虽工有停时，而调派殆无宁日”。也就是说，工程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夫役人员的征派，否则难以保证“兵夫齐集”“昼夜抢护”。

于是，相应的河工夫役制度便逐渐建立完善起来。据《南河志》《皇朝文献通考》《山东全河备考》等文献记载，明清时期，黄河、运河上的夫役类型多样，名称不一，有浅夫、闸夫、堰夫、溜夫、洪夫、堤夫、堡夫、铺夫、泉夫、坝夫、徭夫、白夫、游夫、轿夫、厂夫、口夫、浚船长夫、柳船长夫、埽工长夫、桩埽夫、杈夫、防夫，等等，多达几十种。其中，包含了不同的分类方式，或按职能划分，或按征派方式划分。但总体可以看出，其职责主要包括河道捞浚、闸坝修筑、堤防防守、船只牵挽等方面。

明代中期，一种为防汛和工程养护服务的管理制度应运而生——“铺夫制度”。铺夫即管理堤防的夫役，每铺有铺老，管若干名铺夫。明隆庆六年（1572年）春，尚书朱衡上疏称：“徐、邳为粮运正道，既多方以筑之，则宜多方以守之。请用夫每里十人以防，三里一铺，四铺一老人巡视。伏秋水发时，五月十五日上堤，九月十五日下堤，愿携家居住者听。”得到批准。同一年，根据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的建言，朝廷修筑徐州茶城至淮安清河长堤550里，三里一铺，每铺10夫。随后，万恭在担任总理河道期间，在黄河下游堤防大量设铺管理，南岸铺以千字文编号，北岸铺以百家姓编号，平时修补堤岸、浇灌树株，汛时参加防守和抢险。此后，担任总理河道的潘季驯又进一步规定，黄河大堤每三里设一铺，每铺设夫30名，每夫负责守堤18丈（60米）。铺夫制度在黄河堤防工程两岸顺利推行后，又陆续运用在永定河、淮河、长江等堤防工程。此外，铺还具有联系和通报的功能，当黄河发生险情时，各铺之间相互通报信息，及时采取抢护措施。

那么，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与铺是否有关系呢？一些人误认为堡和堡夫是到了清代才出现，其实早在明嘉靖年间就已在河南黄河沿岸地区出现。如明代学者刘天和在《问水集》中记载：“河道之役，频年繁兴，为费甚巨。在中州者，堡夫率岁用工外，河夫岁用工三月。”台湾学者蔡泰彬研究认为：“堡夫和堤铺夫异名而实同，前者仅属河南专称，后者则为黄河沿岸州县之统称，因河夫仅于春季做工三个月，但堤坝需人夫常年驻守修护，遂有此夫役之设。”也就是说，堡与铺、堡夫与铺夫职能相同，仅仅是称呼不同，且存在一定的时空重叠现象。

清代时，统治者十分重视治理黄河。清顺治元年（1644年），沿袭明制，设置了总河。清康熙更是亲笔把“三藩、河务、漕运”6个大字书写在宫中柱上，将河务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清雍正九年（1731年），河工堡夫制度正式确立下来，而《清史稿》卷127《河渠志二》记载的却是清雍正八年（1730年）。那么，到底哪个才是对的呢？通过历史考证发现，据当时的江南河道总督嵇曾筠《防河奏议》载，其奏请在江南黄运两岸设立堡夫堡房的奏折《设立堡夫堡房》题于清雍正九年（1731年）八月初三，后“部议准行”，同年十月二十日奉旨“依议”。清乾隆《大清会典则例》记载，江南黄运两岸设立堡夫之事为“九年议准，江南黄、运两河堤岸，每二里盖堡房一座，设夫二名。共建堡房千一百五十四座，设堡夫二千三百八名”。由此可见，清代的河工堡夫制度设置于清雍正九年（1731年）当无疑义。但依据现有资料，也有一些新的发现——早在清雍正三年（1725年），时任河南河道副总督的嵇曾筠就奏请“议留堡夫并建堡房，令堡夫随河兵学习桩埽，官民弁兵栽柳种苇，立劝惩罚”。只是当时这一奏议可能并未被雍正帝批准或者作为制度推行罢了。

清代的河工堡夫制度不仅存在于黄、运两河，在其他一些地方也进行了推广。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通州、泰州所属堤防紧要之处照黄、运湖河之例，每里设堡夫1名，共设356名，“令其朝来暮返，每日担积土牛，修补残缺”。据清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浙江海塘、江塘设立堡夫，其中北岸设堡夫300名，一里一夫；南岸设堡夫百名，二里一夫。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又在浙江省仁和、钱塘两县一带20余里江塘，按二里设立堡夫1名，设堡夫12名，每名月给工食银一两。

河兵的出现及主要职责

在庞大的河工夫役体系中，主要分为民夫和军夫两种。军夫在清代以前就出现了，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的《简明黄河史》中记载，明时堤防的守护主要有官守和民守。官守即兵夫分段修守河堤，民守就是临近河堤的百姓被编成组上堤防守。“大堤上常常悬挂写有‘四防二守’（风防、雨防、昼防、夜防，官守、民守）四字的大旗，以提醒守堤兵民时刻警惕出险，古人谓之曰触目惊心”。

不过清代以前的军夫多为临时性，直到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才出现专职河兵。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河督靳辅提出“按里设兵，画堤分守”的建议。第二年，他进一步建议“改募河兵”，设江南河兵八营专门负责河工，朝廷于是裁撤凤阳、淮安等府浅夫、溜夫，改设河兵。但河兵制真正成为定制，是在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这一年，河督于成龙裁徐州所属额设岁夫，改设河兵，“裁夫设兵，遂为定制”。当时，朝廷建立河兵20营，统驻徐州以下，河南未设河营。直到清雍正二年（1724年），才由江南河兵拨出1000名到河南与堡夫、民夫一起修守河防。清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将豫省两岸堡夫拨充河兵，江南河兵则回原汛，于是河南便建立起自己的河营，并专设千总l员、把总4员，分派驻守两岸堤防。此后，北岸设立怀河营、南岸设立豫河营，武职人员配备逐渐齐全。不过，一旦遇到堵筑决口、修筑堤防工程等情况时，仍从各县征夫，征用人数则主要依工程规模大小而定。

清代改河夫为河兵，实施了准军事化管理，加强了堤防管理，河兵平时练习填筑之事，一旦遇到险情，抢险得心应手，培养了一批稳定的抢险技术人员。清代官员王庆云在《石渠余纪》中高度评价河兵制，称其“使民脱佥派之苦，而工获修防之益”“每遇河工紧急，合龙下埽，不爽分寸。云梯硪筑，悬绝千仞。当河涛决怒时，持土石与水争胜，性命悬于顷刻，惟责任专谙练熟，故能奏功而无害”。

但是，围绕河堤日常养护，则有兵有夫，河兵并未完全取代民夫，二者相互补充，工作各有侧重。河兵以抢险为主，兼作养护；堡夫以养护为主，兼作抢险。具体来说，河兵主要从事黄河、运河的守汛河防事务，尤其是下埽签桩等艰苦且技术含量高的工作；民夫主要承担辅助工作，如巡堤看柳、捕鼠送文、抬积土方等相对容易的工作。

关于河堤日常养护，清代规定，河堤每二里设一堡房，每堡设夫两名，住宿堡内，日常巡守。各堡之间有互相救护之责任。堡夫由河上汛员管辖，平时搜寻大堤獾洞、鼠穴，修补水沟、浪窝，积土植树，有险情时鸣锣集众抢护。一堡二夫每年除寒暑两月外，要月积十五立方米土，在堤坡上自种果树，每年约得数十金，堡夫自顾生计，可携带家属住于堤上。堤内外十丈（33.33米），都属官地。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河道总督钟祥制定颁发防汛章程9条，主要内容包括物料及经费准备、提前加固险工、提前堵塞漏洞、防洪工具准备、加强巡查监管、稳定临时用工工价、保证巡察官员待遇等方面。其中规定：长堤各堡，防洪工程所需各项器具应及时酌添，以资备用。蓑衣、箬、笠、锨、筐、夯杵、榔头、灯笼、雨伞、铁锅、铜锣、棉袄、棉被各器具，各堡照例备用一份。

值得关注的是，清乾隆年间，朝廷还从河兵中分设了獾兵，专职捕捉獾兽，消除大坝隐患。清乾隆五年（1740年），东河总督白钟山建议“于额设河兵内，每汛酌改捕獾步兵二名，令其专司捕獾”“酌改獾兵，捕獾固堤”。其实，獾鼠的危害主要有两种，一是增加堤身防洪隐患，二是极易引起水沟浪窝甚至是管涌、决堤等险情。正所谓“鼠穿堤埝千百孔，黄水破堤淹九州；千里荒芜人烟绝，尸盖涡阳覆亳州”。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张湾决口后，朝廷又专拨土地种粮养猎狗捕獾，捕獾方法主要有踩夹夹撞法、开挖捕捉法、烟熏网捕法、铳击法。后来，因为专职獾兵不足以应对猖獗的獾鼠灾患，遂改为发动沿河民众猎捕，效果立竿见影，到清中后期，獾兵才逐渐被民众所替代。

不过，虽然獾兵消失了，但是治河机构一直致力于消除堤身隐患。据了解，直至20世纪90年代，河务部门还在延续向当地村民收购鼠脚等做法。

清代以来黄河管理机构的流变

清代黄河下游的河防体制主要沿袭明代旧例，一方面，在京都设立工部，掌天下百工政令；另一方面，设置了河、道、厅、汛、堡五级金字塔式管理机构。河工虽然隶属于工部，但河道总督一般直接受命于朝廷，工部通常不能干涉。河作为最高机构，由专官河督负责。清顺治元年（1644年），河道总督驻山东济宁，管理黄、运两河。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以后，又移驻到江苏北部的清江浦。清雍正二年（1724年），增设副河道总督，驻武陟，专管河南河务；雍正五年（1727年），副河道总督分管山东、河南的黄、运河务；雍正七年（1729年），以徐州为界，两河分隶后，江苏段黄河称南河，河督驻地在清江浦，山东、河南段称东河，河督驻地设在济宁。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后，迁至开封。一般情况下，河督居二品，若加兵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衔，则为从一品，高于一省巡抚，主要负责黄、运两河的日常修守，通常以黄河为主。河督拥有直属军队，称为“河标”或“河营”。

在河之下，又设置管河道，清雍正时期有4个，清嘉庆年间增至6个，分别为河北道、开归陈许道、兖沂曹道、徐州道、淮扬道、淮海道。各道设有道员，负责督修河务工程，兼掌钱粮出纳。道之下的机构为厅，清康熙初年，东河河段设4厅，南河河段设6厅，共10厅。清乾隆、嘉庆以后，河南黄河南岸增设上南、中河、下南、兰仪、仪睢、睢宁、商虞、归河8厅，豫河营也相应分厅设营。至清道光时，东河增至15厅，南河则增至22厅，总数达到了37厅。各厅设有厅官，文职为同知或通判，武职为守备或协办守备。厅下辖汛，界址清晰，每汛负责修守的堤岸长几百米至上千米不等。各汛文职为主簿、县丞，武职为千总、把总、分防外委和协防等。每一汛设堡房若干，每堡相隔约二里，按照从西向东的顺序用数字标识，有河兵与堡夫驻守，其住处分别叫作兵堡、夫堡。

为明确各汛、堡之间的界限，通常会竖起“牌坊”。所谓“牌坊”，一般会在上面书写“某汛某堡”。此外，“挂牌”上书写的“巡防外委守堡兵夫”，其上书写兵夫的名字，类似于现在的警官证，是兵夫身份的象征，便于值守；“虎头牌”上书写的“昼夜巡查”，立于兵夫驻守堡房侧面，起到警示作用。

清道光年间，曾绘有《丙午年豫省黄河南岸堤埝埽坝长丈河势情形全图》，非常清晰地标识了黄河河南段两岸防御工事的设置情况、险工地点等，作为基层管理机构的“堡”密密麻麻分布于黄河沿线。恰如清代思想家魏源所述，驻扎河堤的“文武数百员，河兵万数千，皆数倍其旧”。

清代周馥撰写的《黄河工段文武兵夫纪略》（民国年间刻本），详细记载了黄河南岸清咸丰五年（1855年）以前官员、兵夫设置情况。如有关郑州黄河堤防段的主要是上南河厅、中河厅。上南河厅：“同知一员，守备一员，管荥泽县丞、郑州上、郑州下州判、中牟上县丞四汛，堤工上自荥泽县广武山东民埝起至中牟下汛止，共一万二千六百零八丈四尺（约40千米）。设堡夫一百零三名，兵二百名”。中河厅：“通判一员，协备一员，管中牟下汛，县丞一员，堤长六千八百六十一丈（约22千米）。设堡夫四十八名，兵一百名”。

由此可见，清道光时期的郑州黄河堤防长度（约62千米）已与目前长度（71.422千米）差距不太大了。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从河南兰阳（今兰考县）铜瓦厢决口改道，兰阳以下故道断流。就在决口当年，尽管咸丰帝览毕决口奏报立下批复：“赶紧堵合，设法协济”，但很快又无奈地发布上谕：“现因军务未竣，筹饷维艰，兰阳大工，不得不暂议缓堵”。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清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无暇顾及堵口，任河北流。清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下令将江南河道总督一职裁撤，沿河各道、厅、营、汛亦同时裁撤。南河机构裁撤之后，东河机构也遭遇危机，铜瓦厢改道后，按照原有体制，新河道无所归属，清廷遂将其抛给了“直隶、河南、山东各督抚，饬令地方官吏，疏浚积潦，剀切晓谕绅民等，量力捐资”。这样一来，东河机构的管辖职能和范围就大不如前，地位明显下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维新改良运动几经酝酿终于走向高潮，东河机构也在这一年被裁撤，但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朝廷又恢复了东河机构。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朝廷才正式裁撤了东河机构，最后一任东河总督是锡良。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铜瓦厢决口改道到1911年清王朝终结的57年间，黄河有30年发生漫溢和冲决，决口达260多处。

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实行官制改革，各省总督、巡抚一律改称都督。黄河下游河务改由河南、直隶、山东3省都督兼管。但由于军阀混战，政局不稳，治河经费投入甚微，导致河防工程残破不堪。1933年，黄河发生了民国以来罕见的一次大洪水，推算陕县水文站流量达到23000立方米每秒。有鉴于此，当年9月，国民政府成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初步实现了河政统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西进，于1938年6月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在豫、皖、苏3省形成大范围黄泛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同意国民党政府的黄河堵口归故计划，并提出先复堤、迁移河床内居民再堵口的主张。堵口于1946年3月1日开始，在经历两次失败后，1947年3月15日凌晨3时合龙。至此，人为决口8年的花园口堵复合龙。

为应对新的防洪形势，解放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于1946年2月，在山东菏泽成立冀鲁豫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不久更名为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领导故道的堤防修复工作，从此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黄事业的序幕。1946年6月，华北、中原、华东三大区联合组成黄河水利委员会。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黄河水利委员会改为流域机构，统筹管理黄河治理与开发，人民治黄事业进入历史新阶段。

人民治黄以来堡的提质升级

清代以来，堡作为黄河管理机构的最基层单位，一直在持续演进，至民国时变化不大。但值得关注的是，自人民治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堡也被赋予新的形式与内涵。

民国时期，沿堤堡的距离一般为一里一座。据民国《济阳县志·水利志·宣防·窝铺》载，“旧例每届伏秋大汛期内，每里搭盖窝堡一座。由沿河二十五里以内，调集民夫。平时每堡二人，水涨十人，轮流上堤，并备筐、锨、锣、夯各器，协同营委各员一体防护”。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先后进行了3次黄河大复堤，对旧堤防、险工有序加高、培厚与改建。专业队伍与群防队伍密切配合，群众性护堤组织也建立发展起来。沿河村庄按所辖堤线长度，一般每500米就会挑选1名适合护堤工作的农民，具体担负所辖堤段的管理、养护工作，即护堤员。护堤员的主要任务是“五护八禁”。五护，即护堤、护树、护草、护电线、护防汛物料；八禁，即禁止在堤防上取土、打井、建窑、建房、放牧，禁止雨后车辆通行，禁止破坏树株、草皮等。

此外，在每500米堤顶背河堤肩处，会修建房屋1—3间，平时供护堤员巡堤、避风雨或临时居住，汛期为基干班人员上堤防守、换班休息的临时屋舍，这种住处也被称为防汛屋。房屋建筑面积大小不一，一般为30—50平方米左右，且每屋都有编号。根据地区风俗的不同，防汛屋或檩条圆弧顶，或水泥板平顶。县级修防管理单位一般按每5千米大堤配备一名专职管理人员，主要职责为组织、宣传、发动群众做好护堤工作，一般被称为护堤专干。

1978年，水利水电部提出“把水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工程管理为中心上来”的要求，黄河各类工程的管理工作进一步向规范化、制度化、精细化迈进。21世纪以来，随着大规模的黄河标准化堤防建设，将黄河中下游堤防打造成为“防洪保障线、抢险交通线和生态景观线”。由于原有的体制已不适应现代化的管理要求，黄委便以国务院《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为指导，明确了构建水管单位、维修养护公司与施工企业“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管理格局。

于是，护堤队伍也完成了历史使命，由专业队伍组成的维修养护公司开始承担相关职能。历经400多年的岁月洗礼，从铺到防汛屋，“堡”终究是消失了，只能回荡在历史的天空。不过，它的精神和职能得以更好地延续下来。一处处集养护、仓储等为一体，具有现代化管理设施的多功能工程管理班应运而生。

如今，防汛屋不仅是重要的黄河文化遗产，值得我们铭记，其还见证了人民治黄70多年岁岁安澜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下了生动注脚。

到这里，我们就基本聊完了黄河上的“堡”。黄河文化并不仅是宏大叙事，也可以是具体而微的生动故事，其静静地伫立在我们身边，期待我们走近它、了解它，并为更多的世人所熟知。

责任编辑：来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