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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亚 红 杨子慧
在抗战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杨保红的《最后的河兵》如一枚深嵌在黄河堤岸的“埽工桩”，折射出被时光掩埋的河兵秘史。这部作品以近乎写实的笔触，将抗战时期黄河河兵远赴长江沉船阻敌的故事，重构为一部关于牺牲与救赎的民族精神图谱。当杜春来从长江的连天烽火中幸存，又在黄河的浊浪滔天里完成精神涅槃，这条母亲河早已超越了地理概念，成为中华民族集体创伤的隐喻性存在。
一、历史褶皱中的双重身份
河兵群体在小说中展现出令人震撼的悖论性存在：他们身着国军制服却非战斗部队，手持柳石而非枪械，既是黄河的驯服者又是其暴虐的见证人。这种身份的双重性在1938年花园口决堤事件中达到极致——以治水为天职的河兵，被迫成为掘堤毁家的执行者。杨保红通过史笔式的细节描写，还原了这群“穿军装的工匠”如何在治黄保民与作战命令的夹缝中挣扎：他们计算埽工倾角时的专注与布置沉船挂雷阵型时的决绝，构成了抗战史上最悲怆的职业悖论。
在淞沪会战的硝烟中，河兵营的沉船阻敌堪称军事工程史上的绝唱。作者以工笔描绘的“石枕沉船法”，将沉船用铁索巧妙链接的过程，暗合着传统治黄智慧与现代战争美学的奇异融合。当铁锚链在江底勾连成网，这既是冷兵器时代“铁索横江”的当代回响，也是农耕文明对抗工业文明的绝望图腾。
二、泥沙下的记忆考古
小说对黄河抢险技艺的描绘理学精准。从“柳石混合滚厢”的柳枝捆扎投水技艺，到“合龙闭气”时的麻绳打结方式，这些即将失传的民间智慧在文本中获得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价值。作者从小生活在武陟黄河岸边，长期在河务部门工作的经历，几十年深耕黄河历史文化，使得小说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浸染着河泥的腥咸，将小说提升为一部流动的治黄技艺百科全书。
杨保红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还原近乎偏执：贯台堵口工程、董庄堵口工程、1942豫省灾荒……，在他的作品中化作时空穿越般的沉浸，具体而沉重。这种感官记忆的唤醒，使得文本超越了虚构文学的界限，成为口述史与田野调查的文学化转译。
在河兵修筑堤坝的描写中，作者刻意保留的黄河号子的号词——“这根桩，像条龙”“高高举，重重摔，光打直来，别打歪”“抬头看硪，低头看橛，看的准，打得稳”——构成了独特的语言化石层。这些即将消逝的黄河号子，如同黄河故道中的陶片，拼凑出被主流叙事遗忘的民间记忆版图。
三、浊浪里的精神灯塔
小说中的黄河呈现出人格化的双重面相：既是吞噬生命的恶龙，又是孕育文明的乳母。这种矛盾性在杜春来的《杜公宣防录》中具象为“金色鳞片与血色浪花”的纠缠，暗示着一部治黄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当主人公在1938年花园口修筑裹头工程中和河兵们一起打桩时，其动作韵律暗合着黄河号子的古老节拍，完成了从破坏者到建设者的身份嬗变。
河兵群体的牺牲精神在文本中经历了三次升华：长江沉船是忠勇，花园口掘堤是悲怆，而参与人民治黄则是救赎。这种精神轨迹的抛物线运动，恰好对应着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从效忠旧秩序的“士”转变为建设新社会的“工”。
杜春来提出的“生物固堤”理念，将柳树种植与拦淤筑堤相结合，这就是黄河上著名的“透水柳坝”技术，传承至今变为黄河上仍在采用的钢筋混凝土灌注桩坝。老河工们用木桩挂柳枝固堤的动作，与年轻技术员操作测量仪的姿态形成时空叠印，暗示着文明传承中“器”与“道”的永恒辩证。
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对河兵群体的集体缅怀，不如说是对中华文明治水基因的重新解码。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最后的河兵》的出版恰似一记悠远的黄河号子，召唤着我们重新理解“和‘河’共生”的文明密码。那些沉淀在泥沙中的荣耀与创伤，终将在新时代的治黄蓝图中得以显现其蕴含的价值与意义 。
